金粉丹青属阿谁？

　　——揭露刘师培“抄袭”《四六丛话》

　　晚清多奇才，刘师培便是其中不可不提的一位。翻开《刘申叔先生遗书》，你会惊讶，一个36岁便英年早逝的学者兼政治家，竟能有如此丰富的著述！

　　单是《遗书》所收，便有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诗文集四种，读书记五种，教科书六种，合计七十四种。(陈平原：《当年游侠人》，二鱼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11月，页140)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为清代著名学者刘文淇(1789-1854)曾孙、刘毓崧(1818-1867)孙。其家五世先后相继注《左传》，为近代经学世家。师培幼承家学，12岁毕读五经及四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次年，赴京会试不第，后于上海与章太炎昌言革命，并大张晚清“古文经学”旗帜。1905年正月，邓实等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刘师培为之撰稿，与章太炎、梁启超等成为近代中国“国粹运动”的发起人与骨干，被称为中国史学、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先驱。

　　1907年，刘师培投奔两江总督端方幕府；继续钻研经史，并为《国粹学报》投稿。次年诬章太炎亦叛变革命。民国四年(1915)，与杨度等六人鼓吹帝制。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先后开设“六朝文学”、“文选学”等课程，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传世，该作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名著。1919年，在北大主导发起《国故学刊》。同年11月因肺结核病逝，寿仅三十五。黄侃、傅斯年、刘文典、郑天挺、范文澜、蒙文通等顶级学者，都曾师从刘师培。

　　有这样的经历和丰厚的著作，刘师培被列为“十大国学大师”评选50名候选人之一(2006年国学网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也就不足为奇。

　　然而，偶然的机会，笔者却发现刘师培也有抄袭别人文字的情况。抄袭，古人时时指摘，当下更为人们深恶痛疾。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对近代文学进行了评论、批判，其中论到：“及掇拾者为之，则剿袭成语，无条贯之可寻。”(舒芜、王利器等编《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681页)看来他也是反对抄袭的。

　　刘师培抄袭的证据

　　1906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连续发表了《文说》系列(舒芜、王利器等编《近代文论选》收录)，其中一篇名《耀采篇第四》。至今无学者对它加以注释，更未意识到其中近半篇文字，剪裁自首次刊行于1797年《四六丛话》。

　　《四六丛话》的作者孙梅(？—1790)，字松友，号春浦，归安(今浙江湖州)人，乾隆三十四年进士，在京充任过大约十年的内阁中书舍人。后出任过太平府同知。他长期搜辑骈文资料，纂成《四六丛话》，共三十三卷，前二十八卷分文体辑录与专论明代以前的骈文创作资料，后五卷为作家传略。其中二十卷有孙梅撰写的叙论。清代大学者阮元(1764-1849)是孙梅的得意门生，他为老师的《四六丛话》作了《后序》。

　　刘师培的《文说·耀采》即抄袭了《四六丛话》叙论和阮元的《后序》(参看孙梅著、李金松点校《四六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

　　《耀采》第1段：“《考工》有言：‘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一阴一阳谓之道，一奇一偶谓之文。……经天纬地，……”(以下分段情况，据人民文学出版社《近代文论选》)

　　阮元《后序》：“昔《考工》有言：‘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天经错以地纬，阴偶继夫阳奇。”

　　《耀采》第2段：“以文杂质，则曰彬彬；舍质从文，乃称郁郁。”

　　阮元《后序》：“以质杂文，尚曰彬彬；以文被质，乃称郁郁。”

　　《耀采》第3段：“西汉文人，追踪三古，而终军有‘奇木白麟’之对，兒宽摅奉觞上寿之辞。胎息微萌，俪形已具。迨及东汉，文益整赡，自然之势也。”

　　《四六丛话》卷二十八《总论》叙：“西汉之初，追踪三古，而终军有‘奇木白麟’之对，兒宽摅奉觞上寿之词。胎息微萌，俪形已具。迨乎东汉，更为整赡，岂识其为四六而造端欤？踵事而增，自然之势耳。”

　　《耀采》第3段：“若夫当涂受箓，正始开基，洛中则七子无双，吴下则联翩竞爽，才思虽弱于西京，音律实开夫典午。”

　　阮元《后序》：“至于三张、二陆，太冲、景纯之徒，派虽弱于当涂，音尚闻夫正始焉。文通、希范，并具才思；彦升、休文，肇开声韵。”

　　《耀采》第3段：“六朝以来，风格相承，刻镂之精，昔疏而今密；声韵之叶，旧涩而新谐。”

　　《四六丛话》卷二十八《总论》叙：“六朝以来，风格相承，妍华务益。其间刻镂之精，昔疏而今密；声韵之功，旧涩而新谐。”

　　《耀采》第3段：“《文选》勒于昭明，屏除奇体；《文心》论于刘氏，备列偶词，体制谨严。”

　　阮元《后序》：“昭明勒《选》，六代范此规模；彦和著书，千古传兹科律。”

　　《耀采》第4段：“金声玉润，绣错绮交，赋体之正宗也。”

　　《四六丛话》卷四《赋》叙：“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骞于后，绣错绮交。”

　　《耀采》第4段：“宣公《兴元》之诏，文饶《会昌》之集，文赡义精，句奇语重，制敕之正宗也。”

　　《四六丛话》卷六《制敕诏册》叙：“尤推陆贽、李德裕焉。……迄今读《兴元曲赦》之制，沉痛切深……观《一品会昌》之集，明白晓畅……文赡义精，句奇语重。”

　　《耀采》第4段：“刘琨《劝进》，庾让[亮]辞官，婉转以明衷，雍容而叙致，书表之正宗也。”

　　《四六丛话》卷十《表》叙：“羊祜让开府，婉转以明衷；庾亮让中书，雍容而叙致。”

　　《耀采》第4段：“中郎《太邱》之碑,魏[卫]公《李密》之志，流郁以运气，俊伟以佐才，碑志之正宗也。”

　　《四六丛话》卷十八《碑志》叙：“汉季中郎，尤为杰出……流郁以运气，俊伟以任才。……李卫公幽州纪圣功碑，经济大文，英雄本色，自非兼资文武，未易学步邯郸也。”

　　《耀采》第4段：“玄晏扬太冲之文，彦升述文宪之作，以及‘曲水流觞’之叙，‘落霞孤鹜’之文，序文之正宗也。”

　　《四六丛话》卷二十《序》叙：“文集之有序也，自玄晏嘘扬，《三都》纸贵。……而彦升述文宪之作，既大类颂，文载之弁。……若乃《兰亭》志流觞曲水之娱，《滕阁》表紫电青霜之警，此宴集序之始也。”

　　《耀采》第4段：“赵至《入关》之作，鲍照《大雷》之篇，叔庠擢秀于桐庐，士龙吐奇于鄮县，游记之正宗也。”

　　《四六丛话》卷二十一《记》叙：“若乃赵至《入关》之作，鲍照《大雷》之篇，叔庠擢秀于桐庐，士龙吐奇于鄮县。”

　　《耀采》第4段：“颂则《出师》、《中兴》，铭则《燕然》、《剑阁》，箴则子云《百官》，赞则刘向《列女》，莫不音中群雅，语异聱牙，颂铭箴赞之正宗也。”

　　《四六丛话》卷四《赋》叙：“不歌而颂，音中群雅。”卷十六《颂》叙：“惟相如封禅，笔既高华，颂复渊妙。文园绝笔，雄视百代。厥后于唐，则有中兴颂焉。……有聱牙之硬语，无涩体之纤声。”又脱于卷二十三《铭箴赞》叙。

　　《耀采》第4段：“士季之酹诸葛，义山之祭伏波，祭文之正宗也。”

　　《四六丛话》卷二十五《祭诔》叙：“士季之酹诸葛，令禁樵苏；义山之祭伏波，功除旱魃。”

　　《耀采》第4段：“盖文之为体，各自成家，言必齐偕，事归镂绘，以妃青媲白之词，助博辨纵横之用。”

　　阮元《后序》：“良以言必齐偕，事归镂绘。”《四六丛话》卷二十二《论》叙：“以妃青媲白之文，求辨博纵横之用。”

　　《耀采》第4段：“纁緅绀绛，织文有新[杂]组之华；琚瑀珩璜，冲牙叶杂佩之响。”

　　《四六丛话》卷二十六《杂文》叙：“纁緅绀绛，织文有杂组之华；琚瑀珩璜，冲牙叶杂佩之响。”

　　《文说·耀采》其中的词语也有一些采集于《四六丛话》。如“振藻简策”，本阮元《后序》“振藻于简策”；“短长合节”、“轻重之和”，本阮元《后序》“轻重之和，拟诸金石；短长之节，杂以咸、韶”。

　　由以上可见，刘师培《文说·耀采》对孙梅、阮元文字的抄袭还是较严重的。他不仅“挦扯”了众多的丽靡文辞，还借鉴、吸纳了二人的观点，或略易二三字，或袭取其意，或径直抄录。只是没有做任何交代。

　　刘师培为什么会抄袭前人文章？

　　首先，是“好文字惹得祸”。刘师培推崇六朝文，在为《国粹学报》撰写《文说》的前两年，他自己就说过：“桐城派人有宗派，杰作无过姚刘方。我今论文主容甫，采藻秀出追齐梁。”(《甲辰年(1904)自述诗》)他的好友南桂馨还说他在书写时，专心模仿汉魏文风：“申叔初年充塞报章文字，伸笔疾书，但以饱满畅达为贵；若其经心刻意之作，则必体仿六朝，浸浸焉上攀汉魏。”“申叔承汪、阮风流，刻意骈俪。”(《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这样“体仿六朝”的写作爱好，这样承继阮风的取向，使得刘师培倾慕阮元，进而会关注到阮元作序的《四六丛话》。阮元在为自己的老师孙梅该书作《后序》时说：“元才圉陋质，心好丽文，幸得师承，侧闻绪论，妄执丹管而西行，愿附骥尾而千里。固知卢、王出于今时，流江河而不废；子云生于后世，悬日月而不刊者矣。”(《四六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19页)可见其尊仰之情。“心好丽文”，人所同心。看到孙梅的文字，想来刘师培必定会连连拍手称好；后面发生的“抄袭”现象大概在读到的那一刻，就决定了。这可以总结为“都是好文字惹得祸”。

　　其次，是“年轻惹得祸”。写作《文说》之际，刘师培年仅22岁。《红楼梦》第84回里贾政对宝玉说：“那些童生都读过前人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袭。”对于年轻的刘师培来说，他很难在国学的方方面面都能精熟，对于不在行之处，自然显得力不从心，显得就像“童生”，只能借助外援，撷取前辈成果，来充实自己的文章。他有家学，但重在经学；他喜好骈文，但文字的精到，也非旦夕即可锤炼得出的。在《文说》一篇的内部，除了抄袭自孙梅、阮元的词句之外，其他文字，文气甚弱，文采平平(比如：《耀采》第4段云“班彪《王命》、叔夜《养生》、干宝《论晋》、贾生《过秦》，论体之正宗也”，自《文心雕龙》等脱来，没有独到的见解，而且无文采)，即可以看出刘师培的文字还很稚嫩，还不具备足够的驾御能力，来斡排别人的文字和自己的文字之间的巨大缝隙。这可以总结为“都是年轻惹得祸”。

　　对今人的启示

　　固然可以说当时尚无严格的学术行文规范，或说行为体例所限。但抄袭这一事实，却是难以否认的。对于此事，我们在表示遗憾之余，或许可做进一步的思考。我这里不想对刘师培作进一步的“批判”，而只想探讨一下此事对相关的学术研究有何启示。当然，我们不是姑息更不是鼓吹抄袭，反过来，本文证明：何种形式的抄袭，最终都会被发现、揭露。

　　(一)“圆形刘师培”。过去提到刘师培的师承，往往讲其家学的背景(曾祖刘文淇等为著名经学家)，因为他写过《广阮氏文言说》，大家也注意到了他与阮元这位大学者的关系，但是在“著名”人物之外，还有他学习、承继的人物么？由此抄袭一事，我们可以断言：孙梅作为非著名学者，也是刘师培的师承之一。他的目光所及，远远比我们想到的要广、要杂(或者说，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刘师培“狡黠”的眼神，他不是“严肃”的国学大师，他的内心世界是极其丰富和驳杂的)；研究刘师培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于我们对他所植根的文化环境的了解的广度和深度。他作品内部呈现出来的多样性、不整齐的状态，是他“狡黠”的反映。因为有此抄袭现象，重新全面、准确地衡量刘师培的学术成就，便是刘师培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35岁74种著述，便需要重新检讨。

　　(二)“在传播链条上的刘师培”。刘师培的影响，与孙梅及其《四六丛话》的影响比较，有天壤之别。学者在论述孙梅及其《四六丛话》的影响时，一般只是理论性地总结一番，没有具体性揭示。由此抄袭一事，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孙梅及其《四六丛话》的影响，刘师培是其重要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以刘师培的写作速度与新型传媒，以他的教授履历与学术地位，无疑更为有效、更为广泛地传播了孙梅的相关成果。从传播角度来研究二人，是个很好的思路。

　　(三)知今知近亦当知古。刘师培“抄袭”《四六丛话》，是缺乏学术规范所决定的；但是作为具有了规范意识的我们，则当清楚地判别“知识产权”，在需要的地方体现出应有的源流意识。有的学者引到了刘师培《文说》中的话(实际上是刘引自《四六丛话》)，便大谈是刘的创见，便是一种数典忘祖。“吐奇”、“冲牙”、“齐偕”等等这些词语，原出现于《四六丛话》，后为刘师培《文说》学习借用，若编纂辞典收入这些词条，当从认识历史语言原貌、理清语言历史分层等角度，首先考虑刊行于前的《四六丛话》，但是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皆列出处为刘师培发表于后的《文说》(见3册85页、1084页、12册1432页)。中间相隔了200多年。严格地说，这也是一种数典忘祖。

　　“石中有画画有诗，金粉丹青属阿谁？”刘师培抄袭《四六丛话》一事的“当事人”之一阮元写过这么两句诗，他在追究书画的归属。绘画、书法带来视觉冲击，诗句带来味外之味，欣赏的是美；追问归属便是求真了。刘师培《文说》序里说：“字类分区，文辞缀系，咸矜自得，罕识本源，学者憾焉。”也以不识本源为遗憾。也就是说，认识本源，便无遗憾，便有一种快乐，便是一种境界。孙梅、阮元师徒，为文讲究骈俪，精雕细刻，字斟句酌，丽靡有加，犹如金粉丹青之画。刘师培、阮元讲求归属、本源，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得一份求真的乐趣吧。

　　-葛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