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现在应不应该重写中国文学史？多年来有两种观点一直“针锋相对”，其中一种认为现代社会正处在变化之中，思想观念随时都在改变，如果现在重写文学史总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另一种观点则力挺重写，表示用现代的眼光来重新评价历史对于文学未来发展尤其重要。

　　最近有些学者再提“重写中国文学史”的老话题，与之前“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一脉相承。其中有学者表示：“新时代里，中国文学整装上阵，有必要对以前的历史做一个整理，这也是重写文学史的必要所在。”

　　“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起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手发表文章，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随后不久，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系列“重写文学史”笔谈。

　　2010年，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同样带来了文化自信的提高，“重写文学史”的话题再次被学者提起。那么，究竟应以怎样的方法去重新看待中国文学？到底该不该重写文学史？对此，北大教授温儒敏表示，“这个话题其实没有必要反复讨论，大家各自按照自己的观点去写，拿出来结果最重要。”而作家陈村认为，“文学史自有后人去写”。作家北村则表示：“重写文学史很有必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变，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方法都有待改善。”

　　文学跟不上社会变革步伐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重写文学史”至今，在二十多年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文学史著作已有很多，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程光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但是四川大学教授曹顺庆曾撰文指出现在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两大缺陷：一个是“几乎不包括文言文作品，实际上仅仅是一部白话文学史”；另一个是“几乎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只可称为汉族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不能尽如人意，这可能是文学理论家们最大的尴尬，所以才有一次又一次的“重写文学史”的热潮。正如作家陈村所说，有些人对文学史不满意，所以自然要重写，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喜欢的流派等写进去，或者重新定位。

　　作家北村则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巨大变局，但是我们的文学在思潮、方法、观念等都跟不上社会变革，因此重写文学史很有必要，这是对文学概念的一个更新，用现代的眼光来重新评价历史，对于文学未来的发展尤其重要。”

　　文学史既应求真还需求美

　　用什么样的方法重写文学史，这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吕周聚曾专门写文章论述，“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把历史学与真理和科学联系起来，于是历史就成了一门求真的科学，历史学的终极目的是求真，它旨在通过对历史史料的发掘、搜集、考证、梳理来寻找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这一角度来看，历史就成为一种知识考古学。文学史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文学史毕竟有其特殊性，经典性的文学史，既应该求真，还需要求美，达到真与美二位一体的境地，这是文学史与其他历史的一个重要区别。”

　　只能理论家而非作家来写

　　由谁来重写文学史，这是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对此，作家北村表示，绝不可能由作家来写，“首先，作家都是非常个体的，他们关心的问题，受到作家个人的价值观、喜好等因素所决定，所有的作家组合在一起，是一个总的文学层面，但是个体的作家绝对不是。所以文学史只能由理论家来写。当然，要写一部好的文学史，对于作者来说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不能急功近利，要能沉下心来做学问；第二是要有客观、平衡、全面的视野；第三就是要有现代化的历史方法。这三个方面倘若能够具备，那么想必会有一部比较好的文学史。”

　　重写“史”对文学有无好处？

　　“重写文学史”的话题说了二十多年，新的文学史也出版了无数部，但同样的话题仍在继续，这似乎说明已出版的文学史还不够好，其中究竟有怎样的难处呢？

　　作家陈村认为当前的文学史缺乏比较和批评，他说：“现代社会正处在变化之中，思想观念随时都在变化，所以文学史也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因此他认为重写文学史还为时过早，“文学史后人总是要写的，现在这个时代的学者应该多写论文少写史，多做比较和批评的工作，这样对文学还是文学史都是有好处的。”

　　北村则表示，文学史的难点在于价值观的问题，他说：“文学的终极目的是人类，所以写文学史应该是站在理性和普遍价值的立场上。有一些人提出站在中国话语的立场来写文学史，这固然没有什么错误，但显然并不全面。”

　　此外，北村认为好的文学史必须具备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外在层面，即社会价值；第二个层面是中间层面，是文化、民族的价值；第三个是终极层面，就是普遍价值。这三个层面没有高下之分，‘三层合一’才是一部好的文学史。不过，一部文学史最终的成就，还是指在普遍价值上的。”

　　晨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