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我求学过的北大中文系一百年诞辰。

　　翻开1919年的《北京大学日刊》，多数人只注目于五四运动的进程与北大教育制度的变革，我却最喜欢看“文科教授刘复”编订的《歌谣选》，如5月5日登载的歌谣是：“年又将至心怆怆，无乜作年只空空。市上没有赊布客，村中没有借钱人。姐妹有钱无挪借，兄弟朋友嫌俄贫。把起酒杯饮一口，目计连泪满面酸。”

　　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开了中国歌谣运动乃至俗文学研究的先河。这种东西，在将北京大学视为太学遗制的学究们看来，未免离经叛道，野狐禅，与“上庠之学”颇不相称，一句话，那都是边缘性的学问。

　　然而这些边缘性的学问在北大慢慢地竟生发开来。1927年，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顾颉刚代表中山大学去江南收书，“什么三字经、千字文，医书，和从前的朱卷都要。秀才的八股卷子也要，账簿也要，老太太写的不通的信稿子也要，小热昏，滩簧，算命书，看相书，甚至人家的押契，女儿的礼单，和丧事人家账房先生所开的单子和杠夫多少，旗伞多少，如何排场等的东西都要。摊头上印的很恶劣的唱本，画册，一应都收了来。人家以为宝贝的书，他却不收”。

　　北大中文系主任胡适后来说，顾颉刚这种“杂货铺的收书法”，依据的是“历史的眼光”，因为“我们研究历史，高明的固然要研究；就是认为下流的，也要研究；才能确切知道一时代的真相”。

　　不过，当时江浙的所有书商都觉得顾颉刚是外行，是大傻子。边缘性的学问，总是不招同代人的待见。1929年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朱自清在清华大学首开“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课程，一直都被弄古代学问的先生们瞧不起。当时新文学是地道的边缘学科，教此课的闻一多、沈从文莫不备受冷眼。闻一多后来拼命弄唐诗，总算挽回了些声誉。沈从文不肯去英国留学，到了昆明跑个警报，还被“二云教授”刘文典质问：我死了没人教《庄子》，沈从文他跑，为了什么？

　　虽然如此，边缘性学问总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传统之中顽强地存活着。因此，当上世纪90年代北大中文系诸教授开始研究武侠、讲授金庸时，社会上一片哗然，视为最高学府的堕落，殊不知这正是北大中文系的风格，它从来不排斥，从来就包容这些被时人认为不入流甚至“下流”的东西。

　　而今的北大中文系，仍然为读者小众的诗歌设了研究所，为似乎只应师范院校关注的语文教育设了研究所，下面还挂着中国俗文学学会、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还是用前系主任胡适的话说，这些都是“叽里咕噜，噜里噜苏”，“十年二十年后，人家要一个叽里咕噜，要一个噜里噜苏，我就可以供给他们”。你看现在，有人看《庄子》，也有人看沈从文。

　　这不是北大中文系最高深的一面，也不是最显赫的一面，却是它最可爱的一面，我以为。

　　□杨早(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