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电影《风暴》和《小花》

　　人们也许会问，宋庆龄，一个担任着国家副主席、副委员长，身后又被追认为国家名誉主席的人，怎么会和两部具体的影片联系在一起呢？然而这却是事实。我们所以要把这些对她充满艰难曲折而伟大的一生来说，只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写出来，就是因为事情虽小，但却可以使我们窥见到宋庆龄先生那种助人为乐的博大的胸怀和一颗伟大的心……

　　先说电影《风暴》。

　　大凡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风暴》是1959年与《青春之歌》、《红旗谱》等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所拍摄的一部优秀影片。该片是由青年艺术剧院著名导演金山创作的话剧《红色风暴》改编而成的。电影也是由他本人亲自执导和主演的。金山对艺术创作的认真是尽人皆知的。用“苛求”两个字来概括也一点不过分。这部戏的摄影师是朱今明。美工师是秦威。道具组长是张先春。这几位也是对艺术认真到了近乎“苛求”的大师。大约也就是他们的这种近乎“苛求”的态度，便使这部影片和宋庆龄副主席联系了起来。

　　电影《风暴》中有一场戏，表现的是吴佩孚接待罢工代表林祥谦等人的谈判。他一边以十分谦和的态度与林祥谦等代表谈话，并做出认真听取他们要求的样子；一边却在欲将林祥谦等人枪毙的名单上打了红钩:执行枪决……

　　这个细节很准确地揭示了这个反动军阀阴险的一面。

　　为了拍好这场戏，金山同志和美工师秦威都仔细研究了有关资料。金山对美工师的整体设计很满意。但在验景时，他却发现陈设道具中吴佩孚的沙发和他查阅的资料不相符。这一点秦威和张先春也知道，因为他们也查阅了相关资料。而且在准备这堂布景时，秦威和张先春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不仅和青艺的舞台美工一起对这场戏的陈设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并找过剧院里可以进入当时英国代办处的人带他们到里面看过一次。他们从那里墙上的大幅油画、屋里考究的陈设等处找到了灵感。但人家那里是不能拍照的，只好把有用的东西记在脑子里。并按照他们看过的陈设设计出了这堂布景的方案。金山对此自然也很满意，但就是那个沙发找不到。为找这个沙发他们连故宫都去了，也没有解决。金山指出这个问题后，张先春就把他和秦威想尽办法也没找到这个沙发的经过告诉了金山。金山只是用不容商量的语气说，“那怎么成呢？”张先春知道导演的要求是对的，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再去找。在当年这种沙发是买不到的，只有出去借。可到哪儿借呢？而且这场戏第二天就要拍。为此，他连夜翻阅史料，终于在天亮时弄清了吴佩孚的沙发在建国时，党中央邀请宋庆龄先生北上来京就任国家副主席时，安排到了宋庆龄家里。

　　下落有了，张先春却犯了难。为了一部影片的道具，去打搅国家副主席合适吗？但是，导演和美工师的要求摆在那里，又不能含糊。而且时间那么紧……怎么办？

　　宋庆龄先生当时是国家副主席，像那样属于历史文物的沙发肯定是放在客厅里，用来接待国内外来宾用的。我们拿去拍戏会不会影响她的工作呢？如果她是用在别处，会不会给她带来更大的不便呢？

　　他很踌躇。但在大跃进的年代，不管干什么，都要讲求“多、快、好、省”，进度受到影响是说不过去的。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张先春到厂里开了介绍信，就准备去宋庆龄副主席家借沙发！

　　他拿着介绍信来到了当时还住在东交民巷的宋副主席的家。但到了那里后，他的心里就开始打鼓了:宋副主席能答应吗？万一因安全等问题连门都不能进怎么办？令张先春没想到是，一切竟出乎意料的顺利。到了宋庆龄副主席家里后，当时宋庆龄没在家，但经过电话请示，她明确表示全力支持。

　　那是一个法国沙发，样子很漂亮，虽然有点旧，但不能修复，因为那是文物。看到沙发借来了，金山导演非常高兴，戏总算开场了。但在拍摄时，演员往沙发上一坐，沙发里却忽然出现了音乐声！演员一怔，一下就出了戏。导演为此又把张先春叫了过来:“‘艺术’！你说说，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演员的戏肯定会受到影响。“艺术”是张先春的外号。最早是这部戏的摄影师朱今明叫起来的。起因是他每当在卡画面出现问题时，总要叫张先春去想办法，“来！你给‘艺术艺术！’……”他每次都解决得很好。于是，就得了“艺术”这样一个绰号。张先春毕竟见多识广，他说:“没事！这里面肯定有个八音盒。等八音盒里的动力弦的弦劲释放完了，音乐自然也就停了。果然，一支乐曲完毕，沙发里的音乐便不再响了，戏这才又接着进行下去……

　　这场戏过去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就是影片中，英国大使馆的那场戏。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几部为国庆献礼的大戏都在紧张地拍摄，摄影棚极度紧张，没有棚搭英国大使馆那堂布景。在大跃进年代，拍摄周期是不允许等的。怎么办？大助理程荣远(后为北影一级美工)找到一堂实景。他认为只要在这堂布景里装上几个吊灯，再加上两根柱子就可以把这堂景解决。导演、摄影师和美工师都认为可行。难题又一次摆到了张先春面前。制片主任要求他在一天时间里找到几个吊灯！这可难坏了张先春。这个问题如放在今天是很容易就可以解决的。只要在灯具市场转一圈，或者请灯具厂家定做一个，都不是难事。但当时我们国家根本没有装修公司，更不用说什么灯具市场了。这一次又使张先春犯了难。为此，他再次想到了宋庆龄副主席家。因为他借沙发时去过，知道她家有那样的几个大吊灯。这些灯具不仅漂亮，而且也符合戏里的要求。但这一次动静就太大了。因为吊灯是要从屋顶拆下来搬走的。拆完，用完，还要再装回去……而且，我们已经打搅过宋副主席一次了。再去，会不会有“给鼻子上脸”的感觉？这使张先春在很为难的同时又深感不安。但为了艺术，为了达到导演的要求，他还是硬着头皮拿着介绍信再次去了。没想到这次和上次一样，宋副主席十分痛快就答应了。就这样使电影《风暴》中，英国大使馆那堂布景总算高质量地完成了。

　　后来秦威同志的后人秦龙回忆说:这个故事，我也听父亲说过一点。当时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棚，没地方搭英国大使馆那堂景，大家为此很着急。在这种情况下，程荣远提出一个想法。说我们完全可以在一堂实景里，装上几个吊灯，再加上两根柱子就可以把英国大使馆的场景解决。我父亲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就把气氛图画了出来……图纸出来以后，到改景时才发现:图纸上的吊灯在当时很难找到。因为那时除了一些重要建筑和国家部门，是没人装修房屋的。也没有现在那种专门出卖灯具的灯具市场。在大家都为吊灯发愁时，又是道具组长张先春说他去宋庆龄家搬过沙发，知道宋庆龄家有。于是，就再一次去了宋庆龄家。把她家的吊灯拆了下来安装到了那堂布景里。结果放出样片来一看，效果非常好。

　　这件事后来不知怎么让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对摄制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谁让你们去惊动宋庆龄副主席的！”但那个时候吊灯已经都装回去了。

　　这件事虽小，但我们大家心里对宋副主席都充满了敬佩和感动。平时我们拍戏时，为了解决场景的问题，经常有偿地和一些居民商量到他们的家里去拍戏，多数总是会遭到拒绝。但作为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先生却如此慷慨无私，全力支持，这不能不使人觉得感动。

　　再说《小花》。

　　这是“文革”后拍摄的一部以歌颂桐柏山斗争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剧本提供的由葛存壮饰演的那个反面角色有一个特写镜头:在桌前看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这是一部禁书，我厂资料室没有，街上也买不到。怎么办？张先春首先想到了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但北图表示这是禁书，不能外借。这使他一下陷入了困境。后来经过大家集思广益，终于想到了一个人，即宋庆龄卫士长的女儿小隋。小隋从小一直寄养宋庆龄家。她是直接可以和宋庆龄说上话的。于是大家说，“让小隋拿宋庆龄的借书证不就借出来了么！”而且当时小隋就在《小花》组演戏。导演黄健中又是小隋的好朋友，于是只好把这个难题交给了她。当时她虽没把握，但还是答应了。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宋副委员长时，她却明确表示了反对:“那是一本很坏的书，你们借它做啥子用？”小隋讲明原委后，宋才表示同意。但在她把借书证交到小隋手里时，仍然表示了高度的原则性:“你可以给摄制组去借，但我现在必须讲明，谁也不能看。你首先不能看。借来后直接拿到摄制组。从头至尾要由你保管，不能转手他人。拍完，立刻还到北图去……”小隋答应了。

　　当她拿着宋庆龄的借书证来到北图后，经过核实，她很顺利地借到了这本书。当时她一直用手捏着这本书，正面朝下，没给任何一个人看。拍到这个镜头时，她把这本书直接交给了葛存壮，一拍完，马上就由剧组里派车直接送到了北京图书馆。把书还完以后，北图还专门给宋副委员长打了电话，询问首长对他们的服务是否满意。宋庆龄对他们的工作表示了感谢。

　　助人为乐是一种人们常常津津乐道的美德。但做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像我们这种超乎寻常的打搅，她没有厌烦，全力支持，使去联系工作的人没有一点精神压力。这一点的确是这两个摄制组的人都没想到的。

　　《风暴》和《小花》出品时，中国电影还没有设立任何奖项，但却都成了业内业外公认的经典。然而从来没人知道，在这中间还有着宋庆龄先生的一份功劳。尤其是《风暴》，没有她的支持和帮助，是绝不会有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效果的。

　　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我心里仍然会有一种感动，相信每一个知道这些事情的读者，也都会感受到宋庆龄那种博大的宽容和心胸。

　　霍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