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南迁 父子异心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国民政府开始计划将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运。翌年，日军攻占热河、进逼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要求故宫博物院选择院藏文物精华装箱储置，准备南运。消息经报纸披露后，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支持者认为，国土沦丧犹可力图恢复，任何文物之损失，终将万劫不复，有必要把故宫重要文物转移到南方安全地带。反对者则认为，迁运文物犹如弃国土于不顾，势将造成民心浮动，社会不安。当时一些文化界名人如胡适、鲁迅等，也纷纷表示反对文物南迁。鲁迅曾写有“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及“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的讽刺诗句。而有意思的是，正当时任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为文物南迁操劳时，他的次公子马彦祥却以笔名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反对故宫文物南迁。

　　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主人。金石学家，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1924年11月，入故宫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清宫文物工作。1933年至1952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马彦祥(1907—1988)原名马履，马衡之子，戏剧家。

　　马彦祥在天津《益事报》自己主编的“语林”副刊上，载文《旧事重提说古物》中这样说：“因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我们国难一来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众口一词地说‘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么？现在为了一点古物，便这样手忙脚乱，还说什么牺牲一切，决心抵抗？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其时，马衡正在和故宫同仁忙于文物清点装箱，他主持的古物馆装箱难度最大，例如瓷器，有的薄如纸，有的大如缸；又如铜器，看起来似乎坚强，可是一碰就碎，其他脆弱微细之物尚多，装时各有困难。古物馆同仁集思广益，终于一一克服了困难，保证了包装质量，并按时完成任务。

　　集中装箱的文物以书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数量也最多，同时装箱的象牙、雕刻、珐琅、漆器、文具、陈设等工艺类文物也占相当数量，共计2631箱，63735件，其中仅瓷器就达1746箱，27870件。又如石鼓，是人人知道的国宝，原存国子监，由故宫代运。11箱石鼓(含1箱石碑)，每个重约1吨，鼓上的字是在石皮上，石皮与鼓身早已分离，稍有不慎就会脱落。马衡负责石鼓的迁运，他亲自研究装运办法。马衡在《跋北宋石鼓文》一文中记载了此事：“余鉴于此种情况，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总是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枲绠，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以后屡次开箱检查，石鼓都没有新的伤损。

　　万里迁移

　　1933年2月6日，故宫文物终于分5批次踏上了惊天地泣鬼神、历时16年的万里大迁移。

　　这次中国史上的国宝大迁移，习惯上统称“南迁”， 实际是分南迁和西迁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迁上海是在易培基院长主持下进行的，准备工作始自1932年初，于1933年2月5日夜装车，2月6日起运至5月15日，分5批次先后运抵上海，共计19557箱(其中含替北平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代运代管6066箱)，存放在法租界内一所库房。由于当时的战火主要限于东三省境内，每次押运又有军队护卫，因此南迁可以说是在和平环境中较为顺利完成的。

　　1936年12月，南迁文物由上海转运南京朝天宫库。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危在旦夕，故宫南迁文物在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和马衡的领导下，于南京沦陷前抢运出3批运往西南大后方。

　　在押运人员名单中，马彦祥赫然名列其中。反对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马彦祥，时隔4年，却鬼使神差地甘冒战火之险，参与到押运故宫文物西迁的行列之中，并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这趟护送国宝的使命，在这次中国文物大迁移的历史上留下珍贵一笔，也成为马彦祥戏剧人生中的意外收获。

　　他在“文革”中写历史交待材料时，对这段轶事曾有如下回忆：

　　我由开封到武汉，经南京回到上海。我原计划到上海把我的女儿接出来。不料到上海没有几天，大场失守，京沪路断绝，上海成了孤岛。这时除吴淞口一条出路外，无法离开上海。而吴淞口当时谣传敌人检查很严，于是我不得不放弃原来计划，只身化装离开了上海。

　　当时由上海开出的船只到江岸，由江岸再转船到南京。我七月间离开南京时，全部书籍衣物等寄存在“故宫”驻京办事处，想尽可能到南京去拿点走。谁知船一到南京，南京已非我上次住过时的情况，下关一带，成千成万准备逃难的集中在沿江一带等待西去的轮船；北去的火车就更不必说了。我估计我已无法离开南京，只得进城去看看再说。这时南京已成了一座空城，街上不仅车辆没有，连行人都很少。我抱着万一的希望到了“故宫” 办事处。这时“故宫” 职员几已全部撤走，只剩下一个秘书黄念劬和几个小职员在那里忙着指挥撤运南京分院的古物。黄念劬一见到我，喜出望外，说：“今明两晚有最后两列火车要把几千箱古物运送到西安去，正无人押运。你来得好，帮帮忙，今晚的一列车就请你负责押运，明天的由我押运。”我正愁没有交通工具，离不了南京，就一口答应接受了这个任务。当晚上火车前，黄念劬告诉我：“一切都联系好了，这列车的古物押运的目的地是西安，送交‘西北行营’， 由他们负责安置保管。火车到西安时，‘西北行营’ 会有人到车上来和你联系的。”于是当夜我就带着“故宫”的两个职员押了这列火车由南京出发。由于“古物”的目标太大，怕遭敌机轰炸，沿途车站都未停留(连兵车都让路)，一直到达了西安。那时已是傍晚，立即有几个穿军装的人上车来和我联系，为首的自称是“西北行营” 的总务处长(姓名已忘)，他了解了古物的情况后，对我说：“上级指示：这批古物决定改送到宝鸡去存放。我们已经组织了大批民夫在那里开窑洞。这列火车目标太大，停在这里太危险，主任(指蒋鼎文)的意思，今晚就开到宝鸡去。”于是当夜火车又继续西行，到了当时陇海铁路的终点站宝鸡。到宝鸡时，这个总务处长已乘汽车先我们到了宝鸡，并已调集了十几辆大卡车在车站等候搬运古物。花了四五天时间，几千箱古物就安顿完毕了。我把清点和移交工作办完后，没有等黄念劬押运的那列车来就由宝鸡回到武汉。

　　文物南迁10多年，历经种种险阻磨难，始终为国人所关注。沿途得到了各级政府通力协助，文物所到之处都留下了曾为护卫国宝立下不朽之功的、可歌可泣的普通士兵和平民百姓的故事。而文物的常常化险为夷，使“古物有灵”的说法广为流传，且与“国家的福命”联系了起来。1947年9月3日，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他说：“抗战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当9000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途中暂存于宜宾沿江码头时，重庆以及宜宾上游的乐山和下游的泸县都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唯有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搬出后不到4个月就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后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南郑到成都时，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后刚12天，文庙就遭敌机投下的7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伤心南京 国宝从此分三地

　　抗战胜利后，全部西迁文物安全东返南京。故宫文物回迁南京的准备工作是从1946年1月开始的。待到分散各地的文物在重庆集中完毕，马衡向国民政府呼吁，争取西迁故宫文物直接迁回北平，但遭到行政院拒绝未能如愿。1947年8月底，回迁南京任务基本完成。此时，国内局势已经急转直下。马衡院长看到故宫南迁文物回迁北平故宫已无希望，便把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工作交由徐森玉副院长主持，庄尚严、欧阳道达、那志良、吴玉璋等参加南迁、西迁的工作人员也大都留在了南京分院，自己回到北平主持故宫本院的工作。

　　1948年9月，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南京动荡不安。11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故宫理事长翁之灏，邀集常务理事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森玉、李济等召开谈话会，在马衡院长缺席的情况下，理事会做出了从南京分院所藏西迁文物中择选精品疏散运台，并由理事会秘书杭立武(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负责筹划。

　　1949年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把故宫南迁文物分3批运往台湾。远在北平的马衡听说运台文物途中遇雨，心急如焚。国民政府行政院又电令马衡择原留北平文物精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以安排疏散运台。此时，已在华北人民政府任职的马彦祥，通过北平城工部地下党与其父取得联系，更坚定了马衡与国民政府分道扬镳的决心。他一方面佯将精品文物编目造册报南京做准备文物南迁状，另一方面再三吩咐同仁：“古物馆是要费事的。先把精品选出来，造清册，交总务处报院，这个工作要求快，至于包装，一定要细致谨慎，古物馆的藏品都很娇嫩，你们都是有经验的，只要求稳重妥当，千万别求快；安全第一，绝不能损伤文物。记住！不要求快。先准备板箱、木丝、棉花、纸等，用多少做个计划交总务处购置。”他采取拖延的办法，使装箱进度缓慢，延至平津战事日益邀烈。1948年12月14日，马衡下令将故宫对外交通全部关闭，严禁车辆通行，以致选装之文物精品一件都未运出。故宫人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政府将北平故宫文物迁台的企图。

　　1950年1月26日，欧阳道达亲自押运首批故宫南京分院文物11车厢抵达北京西直门车站，11箱石鼓也同车运抵。此后，留存在南京故宫分院的南迁文物陆续返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有2211箱，大约10万件官窑瓷器尚滞留南京，归江苏省文化厅保管。所以准确地说，1933年从北平故宫南迁文物，除运台文物约2972箱外，现仍存留南京2211箱，其余大约8308箱文物返回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批南迁文物经过70年后，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南京朝天宫库。

　　马思猛(作者为马彦祥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