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世博准备太多却还缺一碗白粥

　　上海办博欢天下，白粥一碗困浦江。蝶翠三句我不行，惊走几多梦中人。

　　蝶翠轩，汪某人故居，一处绿树掩映的小公馆，沪上美食圈有一号。为第一时间尽揽世博，我在沪上盘桓十数日。临了临了，想要碗粥喝，却在这蝶翠轩的轻风细语中，被噎到无语。在此处我发现：上海为世博准备了太多，似乎唯独还缺一碗白粥。

　　话说那日，晚风吹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我与朋友为荡涤世博园里的燥热，踱至蝶翠轩。临窗瘫坐，好不舒坦。草径在前，花香在侧，清茶一杯，雅菜几许，举座洋溢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如此大好局面，因为一碟小菜的到来，而迅即拐了一个弯。

　　此菜唤作“梅菜花生”，咸中微甜，味道绵长。离京多日的我腹，虽然在沪期间受尽款待，但此刻被此菜诱惑，还是很不争气地突然思念起一样美味来——大米稀粥。对，就是突然想喝一碗最普通的白粥，以这梅菜花生相佐。

　　彬彬有礼的服务生给我的第一句回答就是“不行”。你们菜单上没有白粥吗？——“没有”。你们能给我起锅熬一碗吗？——“不行”。这有什么难的？——“真的不行，先生”。你们没有白米了吗？——“有”。那为什么不能熬？——“没这规矩”。

　　按照我国饭馆交往礼仪规矩，接下来被我请到桌边的是领班。我特想喝碗白粥，你们不能满足我这个要求吗？——“不行”。这很难吗？——“我们中午有白粥，但晚餐没有”。我想喝，能熬吗？——“不行，厨师长肯定不给熬的”。为什么？——“我们要是给您熬了一碗，别的顾客都找我们要粥喝怎么办？”。首先，你们给我熬一碗后，别的顾客不见得都跟着要吧；其次，就算这屋里的顾客都找你们要碗粥喝，又能怎么着了？——“您别说了，反正我们不给熬的。您慢用。”

　　坦率地说，在领班款款离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心情来提高嗓门或者拍桌子了。事后，我像昆汀·塔伦蒂诺那样设想过，此刻，场面或许可以朝着以下三个方向发展——场景一：我拍桌断喝，一个正在举办世博会的大上海，就不能给7000万客人之一熬碗白粥喝吗？场景二：我拍桌断喝，你们餐馆就不能给一个为宣传报道世博会晒脱了皮、熬红了眼的人熬碗粥喝吗？场景三：我拍桌子上一张人民币说，我10块钱买你们一碗粥喝，行不？

　　迄今为止，还没听说塔伦蒂诺要来上海看世博，所以这三个场景都没有出现。我自己否定了它们：场景一，餐馆方面有关人士会说，欢迎7000万客人来上海，那是市长说的，市长没说我们必须熬这碗粥给您。场景二，仅仅作为一名顾客，我的要求就不过分，所以不必扯进我为世博做了什么。场景三，钱本来就不是问题。

　　当我微笑着请服务员叫经理过来时，经理当然也微笑着。您是本餐馆目前的最高负责人了吧？——“是的。您的要求我都知道了，您甭说了，不行的”。为什么？——“肯定不行的。您慢用。”

　　和蝶翠轩最高长官的对话，进行得相当迅捷简约，因为我已无语凝噎。

　　到底该不该给我熬这碗粥呢？这些天来，我把这个场面，当作一个有趣的文化案例，讲给身边的朋友们听，也把问题抛给他们。我听到了五花八门的回答。有人说，这是欺负你们外地人呢。有人说，你觉得钱没问题，也许人家就是纠结在钱上，给你一碗粥喝，那一锅剩下的卖给谁去？有人说，上海人做事守规矩，不给你粥喝，这正是上海文化的特点，是上海人的优点。

　　这碗没喝到嘴的白粥，这碗在世博上海我几次三番讨要不到的白粥，或许值得一品。以我孤陋寡闻之京城生活经历，印象中，无论高级会馆还是街边小肆，总是能遇到个尽力满足你的态度，还真没这么被掘回来过。倘若蝶翠轩的服务生告诉我，没米了，或者客人多、灶台紧，甚至真跟我说个价钱，我相信多数顾客会跟我一样，没二话。我还想起了一个记忆中抹不去的身影——某次同桌人突然起意想吃大馒头，憨厚的餐馆伙计顶着京城的西北风，奔出店门，找边上的餐馆打听去了。

　　当然，所有满足了顾客要求的案例，都不足以成为佐证蝶翠轩就该给我熬这碗粥的必然理由；我们也不能要求上海人民为了举办世博，就修改自己的习俗与文化。当我喝上一肚子家里熬的粥，开始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知道，我既不是在写一封举报信，也不是在写一篇批评报道。我只是在写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对上海和上海友人的尊重，一切如常。我只知道，当从沪上归来、京城友人们急切询问此行观感时，我还没讲世博园，先讲了蝶翠轩。我只知道，我在世博园里看到了很多热心肠的志愿者，一个上海大学的小伙子，给我们一行指错了路，随后奔得一头大汗地赶上来拨乱反正，并再三致歉。

　　蝶翠轩，不过离世博园几公里吧？

　　最后我还有两个问题：如果昆汀·塔伦蒂诺来上海看世博会了，他能要到一碗白粥喝吗？如果我把熬粥的难题真的提给了上海市市长同志，他会做何回答呢？

　　杨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