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文集出版，不惑之年创作转型，接受本报采访，谈“万物生长”三部曲

　　冯唐：我的坏在书里用完了

　　日前，冯唐文集出版，同时，这个被称作“70后第一写手”的人也迎来了自己四十岁的生日。冯唐在他的成长三部曲中，为我们描述出一个少年懵懂、躁动、不安的青春生涯，也成为一代北京孩子的成长写照。与传统作家不同的是，协和妇产科博士以及麦肯锡前合伙人的头衔，让冯唐完全不用靠“码字”来维持生活。在写完《北京北京》之后，冯唐说，他打算开始写历史小说。对于四十岁这个年纪，告别青春，步入历史，或许正是时候。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刘玮

　　【谈成长三部曲】 这些小说是半自传

　　新京报：从《欢喜》到“万物生长三部曲”最后一部《北京北京》，都是在写一个人的故事。虽然你也说，书中写的不是自传，但难免还是会被人比较，甚至对号入座，书中有多少写的是真的，多少是虚构的？

　　冯唐：如果说真实，书里写的全是真实。因为我的写作没有其他负担，所以剩下唯一的负担就是还原真实。当然里面有夸张，有选择，有对照，但是这些赋比兴都为了还原真实。里面的人、物、事件都是真实的，但是不一定按照当时的顺序和轻重，这些改变也是为了更好地还原真实。如果说不真实，书里写的全是虚构。写作本身就是虚构，哪怕你写的是你刚刚喝的一杯茶，你写出来的是文字，不是喝的那杯茶。你的手指指向了月亮，但是手指永远不是月亮。综合起来说，这些小说是基于我个人经历和观察的半自传。整体清楚，个体模糊———也是故意的。这种故意也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向来最好的中国山水画里，个体人物永远面目模糊，但是你知道画家想告诉你什么样的感觉，你知道这个面目模糊的人在想什么。本来，我立下过誓言，在《北京北京》之后，只写历史小说，不再基于我的个人经历和观察。但在写手上这个《不二》和《天下卵》的过程中发现，无论怎么写，一个老实的作者写作时只能基于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所谓想象，都是现实。

　　新京报：很多读者看完《北京北京》后认为你的小说太过自我了。

　　冯唐：惟有太自我才能深入，惟有深入个体才能真正挖出人性的普遍特征。如果对于这类努力没有兴趣，可以去读金庸或者《读者文摘》。

　　新京报：《万物生长》中描写了许多成长的波折，对你来说，创伤的本质是什么？

　　冯唐：创伤的本质是破坏，是生长。不破不立，破必然造成伤害。在生长期，痛比不痛要强。

　　新京报：很多人都想给自己的青春做一个记录，你在写“三部曲”的时候，有想过是要纪念自己的青春吗？

　　冯唐：第一，是为了发泄。这样的日子过后，有东西堵在心里，肿胀。第二，是为了留住。时间留不住，记忆留不住，但是文章或许可能留住。第三，是为了给后生一个参考，留个路标，他们或许会受益。

　　新京报：在你看来，70后一代的青春和现在80后、90后的青春有什么区别？

　　冯唐：深挖之后，本质没有任何区别。网上的老流氓和邻居的老流氓都能起到教唆我们小朋友的功能。如果说区别，或许80、90后见得面广，70后见得深，见的变化多。

　　新京报：你在生活中留给别人的印象都是特别彬彬有礼、谦虚的，但你书中的主人公都是非常叛逆的，生活中的“我”和书中的“我”性格反差为什么会这样大？

　　冯唐：或许坏都在书里使用完了吧。

　　新京报：北京给你的是一段怎样的记忆？在写作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冯唐：简单说，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这一点无法改变，即使他们把故宫拆了，后海填了，天坛扒了，也无法改变。

　　【谈职业】 多种职业提供写作训练

　　新京报：医学的专业背景和麦肯锡的幕僚工作经历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弃医从商？

　　冯唐：为什么弃医？第一，死人太多。我做妇科肿瘤，师从沈铿、郎景和，专攻卵巢癌。见到的病人多数癌症晚期，救无可救。当时年轻气盛，觉得自己无用。第二，挣钱太少，过不上基本体面的生活。当时年轻气盛，觉得总得有钱请姑娘吃四菜一汤，让老妈住上有洗手间的房子。至于为什么从商？我有个舅舅，他在解放前上完日本的满蒙军校上国民党的黄埔军校，没跑到台湾，投降了，“文革”时候被打成半死。他告诫我一句话，乱世从军，盛世从商。我当时就听了。

　　在医学院，先学大体解剖，再学神经解剖。过了才半年，上第一堂内科学的时候，系主任讲导论，问，你们还记得颅底都有哪些大孔，供哪些大神经大血管通过吗？我们都忘了。系主任讲，我也都忘了。现在再想，整个医学八年，还记得什么。除了认得二月兰和紫花地丁、体温38℃以下不要吃退烧药、阴道出血要排除癌症等等傻子都知道的常识，没记得什么。但是，我记得卵巢癌晚期的病人如何像一堆没柴的柴火一样慢慢熄灭，如何在柴火熄灭几个星期之后，身影还在病房慢慢游荡，还站到秤上，自己称自己的体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学医的八年是我练习素描人类的八年，是我了解生死的八年。这两点，对于我的世界观和写作至关重要。

　　近十年的麦肯锡，有三点对于我的写作贡献巨大：一、巨大的接触面。每周8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不停地见人，不停地想事儿，不停地讨论，从赌场到烟草到电信设备，从私企老板到外企首代到国企老总，见了好多的行业，好多的人；二、把事儿想清楚。这点是咨询公司赖以糊口的技巧，这种技巧又被分解成多个子技巧。对于所有子技巧，我都被严格训练过；三、把话说明白。这点是咨询公司第二重要的看家本事，这种技巧也被分解成多个子技巧。对于所有这些子技巧，我也都被严格训练过。我的杂文，用麦肯锡的瓶子装古旧中文的酒，浓、酽、聚、升。这些我在其他人的中文杂文中没见过。

　　新京报：你想过辞职做专业作家吗？

　　冯唐：想过多次，多次放弃。见过太多职业作家写不出来，我怕那种状态。我虚岁四十岁生日的时候，我自己做的决定是，先心里放下，再慢慢肉体放下，不能什么都不干，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忙得像脑袋累得感到类似肌肉的酸痛。大道中庸。

　　新京报：你金融行业的从业背景，会不会让你在面对传统作家的时候，有一种优越感？因为除了写作之外，你还有其他的一技之长，并且你不靠稿费也能过上很好的生活。

　　冯唐：不会。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乐。我有了自由写作的经济基础，但是没了自由写作的时间。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清苦、生活简单、有使命感的人，很好的生活是虚的。生活都是虚的。

　　【谈70年代作家】 70后作家还没有声音

　　新京报：你被称为“70年代文字第一人”。你觉得70后的写作有什么集体特征，你又有哪些特性？

　　冯唐：我自己写作的特性，我总结四字如下：淫荡书卷。淫是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荡是明月今日，流水前身；书卷是古今中外文理，打鸡骂狗，鸡犬升天。

　　真正的文学用来存储不能数字化的人类经验，是用来对抗时间的千古事，总体属阴，大道窄门，需要沉着冷静，甚至一点点没落。文章再红，写字的人上街不需要戴黑墨镜；书再好卖，写字的人进不了《财富》杂志的富人榜。浮躁的媒体和评论中，最没想像力的就是文学媒体和文学评论。雌性写字的，眼睛和鼻子基本分得开，就是美女作家，胸比B罩杯大些，就是胸口写作。雄性写字的，裤带不紧风纪扣不系，就是下半身写作，有房有车有口踏实饭吃，就是富人写作。进一步演化到近两三年，这些名词都懒得想了：1960至1969年生的，就是60后；1970至1979年生的，就是70后；1980至1989年生的，就是80后。文学其实和年纪没有太多关系。如果硬扯文学和年纪的关系，文学是“老流氓”的事业。不可否认天才少年的存在，偶尔嗑药间或高潮，被上帝摸了一把，写出半打好诗半本好小说。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尽管作家的气质一直在，理解时间，培养见识，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70后基本没有被耽误过。我们成群成队的进入北大清华而不是在街头锻炼成流氓，我们依靠学习改变命运，我们学英文学电脑学管理，我们考TOEFL考GRE考GMAT考CPA考CFA，我们去美国去欧洲去新西兰去新加坡去香港，我们会两种以上的领带打法，我们穿西装一定不穿白袜子，我们左擎叉右擎刀明白复式记账投资回报和市场营销，我们惦记美国绿卡移民加拿大，我们买大切诺基买水景大房一定要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我们做完了一天的功课于是尽情淫荡，我们在横流的物欲中荡起双桨。但70后作家，作为整体，在文学上还没有声音。

　　新京报：你刚刚过了四十岁生日，能谈谈四十岁的感受吗？和三十岁，二十岁的不同。

　　冯唐：尽管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平均寿命比现在少很多，但是当时的孔丘说的在我身上还适用：四十不惑。现在，困惑很少，想装都装得不像，常常装着装着自己偷着笑出来。但是不惑不等于都能做到，仿佛知道如何游泳不等于会游泳，都能做到，那是另外一个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