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高莽。1926年出生于哈尔滨，著名学者、翻译家、作家和文化文学评论家。长期从事苏俄文学研究、翻译、编辑工作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曾任《世界文学》主编，主要译作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等作家的诗文。又是一名优秀的画家，为中外许多国家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创作过肖像画。1997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授予他“友谊”勋章。

　　相遇“诗歌的月亮”阿赫马托娃

　　初夏的“老虎洞”有些闷热，必须开电风扇了。

　　“老虎洞”是翻译家高莽(乌兰汗)给居所起的名字，因为他和妻子同为1926年的“虎”。举目四壁，除了满架的书籍画册，就是虎头虎脑的玩偶、摆件、挂饰。有一年生日，好友华君武送来一幅画，特意画的也是两只烂漫可爱的老虎。

　　今年又是虎年，84岁的高莽勤奋甚于年轻人。在他的书桌上，铺开一叠写满诗行的稿纸，留有反复修改的“补丁”。记者凑近一看，一行标题映入眼帘——“梦中梦”。

　　这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安娜·阿赫马托娃的诗剧遗篇，老翻译家至今不舍得公布于世，好像要把这三四万字炼成金丹。

　　“出版社在等着，可是我还想斟酌推敲，力求完美。出于对阿赫马托娃的敬爱，不能乱来。”高莽说。

　　“让我隐瞒起我的一切：我的性别，我的年龄，

　　我的肤色，我的信仰，我出生的日子

　　总之可以隐瞒的一切。

　　可是又隐瞒不了——缺少才能

　　还缺少什么别的，至于其它嘛

　　都隐瞒起来吧。

　　……”

　　在轻轻的吟哦中，高莽讲述60年来与这位女诗人的曲折“译”缘，其中包含着他自己的酸甜人生的回顾。

　　批判中初识

　　“别人对我的赞美——不过是灰烬，

　　你对我的非难——也是嘉奖。”

　　(《二行诗》，1931)

　　1948年，东北已经解放，高莽在家乡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常常给当地报刊翻译些诗歌散文，写些介绍俄苏文学与艺术的文章。

　　一天，高莽接到一项工作，上级领导要求他把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所作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和联共(布)中央关于此报告的决议翻译出来。

　　翻译中，高莽读到了一些以前他从不知道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名字，其中有一位“安娜·阿赫马托娃”，受到的批评火力最为集中和猛烈。“一切难听的话都用上了，把这个女诗人骂得一塌糊涂。”

　　高莽把这些“难听的话”都照实翻了。“当时苏联所做的一切对我们都有指导意义，代表无可质疑的正确。这篇决议中对待文学艺术界的政策，对东北文艺界的影响非常大。”

　　高莽毫不怀疑，这位阿赫马托娃的人品道德败坏，她的诗歌也是堕落无耻的象征，如同决议所称，“给青年教育事业造成危害，不能为苏联文学界所容忍”。

　　这一时期，高莽已经翻译了根据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话剧剧本《保尔·柯察金》。话剧在哈尔滨演出成功，扮演冬妮娅的女演员孙杰后来成为他的妻子。1950年，该剧本由孙维世导演，吴雪、金山和张瑞芳主演，在北京青艺剧场演出。这是新中国上演的第一台大型外国话剧。

　　新生活的图景徐徐展开，高莽先是离开哈尔滨到沈阳，调任东北中苏友好协会工作，1954年，他又被调到(北京)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对外联络部。北京是祖国的首都，高莽向往的地方，中苏友好事业正处鼎盛时期，两国人员互访频繁，担任译员的高莽几乎年年随中苏友协总会派出的代表团出访，也接待过很多苏联客人。

　　缘悭一面

　　“种下一颗野蔷薇，纪念没有实现的会晤。”

　　(《野蔷薇开花了》，1956)

　　——“我曾有机会亲眼见到阿赫马托娃。”

　　那是在1954年的隆冬，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定于12月15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大厅举行。苏联各地作家代表和被邀请的各国作家代表陆续来到莫斯科。

　　高莽随同中国作家代表团抵达后得知，阿赫马托娃和他们住在同一幢楼里！

　　此时，由于斯大林去世，高压政策告一段落，一些作家开始恢复名誉，也包括多年不能发表作品、只能以译诗为生的阿赫马托娃。但她深居简出，不轻易露面，高莽并没有见到她。

　　“如果当时见到她本人，我也还是认为她是个很坏的女人，还是那个 ‘决议’中的阿赫马托娃。”高莽淡淡微笑着说。

　　许多年后，他怀着另外一种心情，译出一篇又一篇她的诗篇，用画笔勾勒出一张又一张她不同年龄时期的面容。

　　或许在高莽的记忆中，有虚拟出来的一幕：在那幢楼的某个转角，或某一段楼梯上，阿赫马托娃的背影滑过。她的心里充满了不为人知的滚烫诗句，人们看见的却是她孤独而瑟缩的身姿……

　　“忏悔之心”

　　“倘若有朝一日，在这个国家里，有人想为我把纪念碑树立，……在这里：在我伫立三百个钟点的地方建起来，当时他们就是不肯为我把门闩打开。”

　　(《安魂曲》，1940)

　　1966年3月5日清晨，阿赫马托娃因心肌梗塞辞别人间。

　　又过了快10年，一天，在北京图书馆，有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在书架间搜寻着，一本美国出版的俄文原版《阿赫马托娃作品集》进入他的视野。霎时，记忆与现实的相遇，像撞击的燧石，擦出耀眼的火花。实际上，这是他第一次读到她的诗歌作品。

　　“看了之后，吓了我一跳。”初次捧读，高莽发现她完全不是联共(布)中央说的那样一种诗人。

　　这时的高莽，年近五十，刚刚从“黑色十年”中蹒跚走出。1962年，他调到《世界文学》杂志社，当了一名研究外国文学的编辑，和同仁们一起，向读者译介了为数不少的外国作家。“文革”开始，《世界文学》被停刊，编辑人员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一直到1976年，中国大地上很少听到外国文学的声音。

　　回顾“牛棚”生活，高莽说“我很荣幸，竟然和冯至、戈宝权、李健吾这样的大学者们生活了一段时间”。多年后，他写过一篇散文，名叫《难忘五七路》，“那条路泥泞难行。那条路上留下许多知识分子的脚印。有时，我闭上眼睛，还会看到一些学术界精英在那条路上跋涉的身影……”

　　泥泞的岁月中，高莽无法接触文学，但他重拾画笔，延续了给名人画肖像的爱好。在学生时代，他曾向列宾的学生、油画家克列缅季耶夫学过绘画，工作之后，他经常为作家和文艺界人士画速写，在观察和描绘中“画译”着艺术家的灵魂。领导与同事都知道他的爱好与才能，有几次，时任中苏友好协会领导的戈宝权在与客人谈话时有意为译员高莽留出一点“作画”时间来，满足他的心愿。

　　在干校里，高莽背着军宣队，以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回忆录为内容开始画马恩组画。回京后，他继续组画的创作，最后画成了57幅小型油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印了8万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本“乌兰汗译高莽绘”(前者是他翻译用的笔名，后者是他绘画和写作署的本名)的画册，竟成了他在干校“思想改造”之余的一桩意外成果。

　　领略了黑色的幽默，见识了惨痛的荒唐，再次“重逢”阿赫马托娃，他心中涌起歉意。

　　高莽开始寻找真正的阿赫马托娃。

　　“她的生平很惨，前夫古米廖夫在20年代被处决，她和前夫生的儿子在1935-1940年几次被投入监狱。为了探视儿子，她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排过17个月的队，见到了千千万万和她一样不幸的人民。《安魂曲》就取材于她的这段亲身经历。”

　　“她在自己的住处没有任何东西，也很少回去。随身带着只有一口旧箱子和一点手稿，辗转在一个朋友到另一个朋友家。这种状况下，她还是爱写诗，但写完，朗诵给朋友听之后，就立即焚毁，什么也不留下。有一本《被焚烧的诗集》是朋友们凭记忆替她保留下来的。”

　　“她早期的诗歌多是爱情题材，几代青年人在她的诗中谈情说爱。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她参加保卫后方的斗争，缝沙袋作路障，在楼前值班防空……她是乘最后一班飞机撤离列宁格勒的。”

　　“带着颗忏悔的心，我想为她做些什么。”高莽说，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恨不得把她的全集都翻译成中文，既是“道歉的表示”，也因为“喜欢她的诗”，“她的诗，看起来浅显易懂，实际上艺术造诣很深。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诗歌传统，还吸收了俄罗斯小说的表现手法，以及世界文学宝藏的营养。”

　　1991年，凝结着高莽千锤百炼心血的《爱——阿赫马托娃诗选》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诗选不仅依据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出版的《短诗与长诗》，译出诗人六本诗集、散载于报刊的诗和生前未发表手稿的内容，还增加了四篇阿赫马托娃写的散文和老作家科·楚科夫斯基的一篇回忆录。

　　回忆录中写道：“如今，她的名字成了我们语言学中最珍贵的名字之一。如果我们没有安娜·阿赫马托娃，我们会贫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