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翻译

　　“你，进入我最后一个梦，”

　　(剧本《序幕》选段)

　　高莽翻译过许多俄苏文学作家作品，但阿赫马托娃是他最放在心里的一位。每次去圣彼得堡，他都不辞路途颠沛，到西北郊的科马罗沃镇、女诗人埋骨之处，献上一束鲜花。

　　“有时，我到得挺早，可看到还有比我更早送到的鲜花放在墓前。我很感动，许多人在惦记着阿赫马托娃呢！”

　　后人在阿赫马托娃的遗物中，发现一个旧信封，里面有一些不分序列的长短稿片。

　　据考证，这是她在1943至1944年没有完成的剧本《序幕》，内容是女主人公(诗人兼演员)与“来自未来的客人”的散文体对话。1944年她回到列宁格勒时，把原稿全部销毁，至60年代，又想恢复此作，于是把记得的部分写了出来，题为《序幕，梦中梦》。

　　1989年是阿赫马托娃百岁冥诞之年，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苏联本国，人们为女诗人举行了极为盛大的纪念活动。前苏联一本文学杂志的阿赫马托娃专号把“遗物”整理后刊登出来。

　　20年来，高莽仔细地研读这些“残片”，不下数百遍。

　　“如果没有对苏俄文艺界的深刻了解，就无法看懂。她大段地回忆过去，涉及大量活跃一时的作家、诗人、舞蹈家、音乐家和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她没有写完，没有形成结构，诗的意境神奇梦幻，叙述的主线抽象多变，很难翻译。”

　　近两年，他开始着手翻译《梦中梦》，“基本翻完了，可是没时间加工”。他的翻译习惯是，第一遍完全“生译”，不看任何参考书和辞典，而后，开始浩大的精修工程，从一个词、一种语气、一个地名，到每一句译文结尾的最后一个字，都要反复挑选，以合乎“韵律”。

　　不达到自己能力的极限，他不愿意仓促献给读者。

　　在“译者前言”里，高莽常常不客气地批评自己“能力有限”，这不是一般的自谦，而是具体的坦白。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体自传《人与事》的译作前言中写道：

　　“我担心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会被我的译文糟蹋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对我来说过于艰深。于是我邀请老翻译家桴鸣来协助。两篇自传中，不少部分是论述音乐、绘画、诗歌和哲学的。宏论玄虚而又难以琢磨，思想跳跃幅度极大。我们二人都觉得跟不上作者的思维变化，所以对译文的理解与表达难免有不足之处。”

　　“帕斯捷尔纳克的句子结构一般来说都相当复杂，大套小，长套短，原作用词往往类似我国五四运动前的文字。他喜欢用词的古义、旧义而不是新意，又不追求文字的简练，相反，造句十分庞杂。在翻译过程中，我和桴鸣都想保持原文的风格，然而很难做到满意。桴鸣认为我的译文缺乏原文的艰涩和复杂性，用他的形象的话来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如同我们吃的麻花，句子长，意思层次多，全都拧在一起。’原作中作者的主观感受很强，处处流露出纯主观观察事物的色彩，因此就出现了奇特的比喻，不寻常的修饰语，以及古怪的词组搭配。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还是尽量追随原文的用词，未敢擅自改动。……”

　　在译作《爱》的前言里，高莽同样写道：“阿赫马托娃十分讲究诗学。对每首诗，长期推敲，反复修改，不到满意不罢休。我在翻译中深感能力有限，难以表达她的创作中的全部艺术特色，包括诗的形式、韵律、音响，甚至辞组。好在国内还有几位同行也译过她的一些作品，可以相互补充对方的不足……”

　　“文学翻译很难，不仅流汗，还要倾入全部心血，还要有独立的思考。”高莽对记者说，翻译的年头愈久，他愈发感到“非常艰难”。

　　“裴多菲那句诗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我最佩服和最欣赏的，译到这个份上，是我梦想中的境界。”

　　在俄罗斯，他看到李白的诗“8句中文翻成20几行俄文，变成一个故事了，让人失去遐想，全部堵死”。这引发他的思考：“不是一句俄语一句中文都对得上就是好的翻译，翻译不可能真的把一切原作的意思都表达出来。好的翻译就像重新创作一样，按原著的思路往下走，可以自由游走，但不能离开主线。”

　　退休后，高莽“一手画笔，一手译笔，自由痛快，酣畅淋漓”，而今随着步入老年，他不得不放慢了工作的脚步，但吟哦在嘴边的句子更加深沉、凝练、优美。

　　阿赫马托娃与“来自未来的客人”之一，她的中国译者，在梦一般的诗国里，轻声漫话。

　　(注：本文中所有引诗来自《爱——阿赫马托娃诗选》，乌兰汗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

　　左手画画 右手翻译

　　“文革”以后，高莽担任《世界文学》主编时期，有一位读者写来“抗议信”，质问编委会：“偌大的中国有那么多杰出的外国文学工作者，贵刊为何选择了一位画画的人当主编？”

　　高莽哑然失笑。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着“高莽绘”的《马克思恩格斯油画画传》和《外国名作家传》，难怪读者认定这是个“画画的”。误会已经产生，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编的刊物上配插图再也不署“高莽”，直到退休后。

　　至今，还有许多人不知道画画的高莽就是翻译的乌兰汗，翻译的乌兰汗就是画画的高莽。一次，在一列火车上，两个乘客吵了起来，一个说，乌兰汗是我们蒙古人，乌兰就是蒙语“红色”的意思，还能有假？另一个恰好是高莽的朋友，他急忙说，我认识乌兰汗，他是东北哈尔滨人，千真万确！

　　要问老先生，为什么搞出这么混乱的“双轨制”，他瞪大了顽童般的眼睛，显得很无辜，“我一生中究竟用过几个笔名，记都记不全了”。

　　其实哟，连“高莽”都不是他的本名。

　　初译屠格涅夫

　　解放前的哈尔滨，是一座各种势力渗透、各国侨民混居的大城市。10岁的宋玉楠入读位于南岗区花园街的基督教青年会学校，语文使用的是帝俄时代的俄语课本，英语课本则寄自美国，同学多为十月革命后流亡到哈尔滨的俄裔，中国人不多。

　　在这里，“宋玉楠”这个名字几乎消失了，同学们亲昵地以“四儿”来称呼他(在家排行老四)，语音一转，听上去像英文里的“Sir”(先生)，挺尊重。

　　少年时代留下无数美好的回忆：班上和睦的“联合国”气氛，每届毕业典礼后举办的“白色舞会”，为纪念普希金去世100周年举办的侨民集会，黄昏苍茫时南岗教堂的钟声，寒冬飘雪下东正教的圣诞夜，每年丁香花开时，俄罗斯同学领头去抢着找代表幸福的“五瓣的丁香花”……环境使然，少年对俄国文学的痴迷也越发加深，17岁那年，他以“雪客”为笔名在当地《大北新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译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

　　“雪客”这个笔名，寄托着少年对家乡的眷恋。“哈(第三声)尔滨”，光是舌齿间轻轻发出这个声音，都让他感到“无比动听”。

　　从学校毕业后，年轻人来到《北光日报》做翻译，也编副刊，改名高莽。他用“小四”发表了一些译诗和漫画，用“肖儿”为笔名译来的苏联诗歌和歌词，还由音乐家刘炽配上曲，在哈尔滨大唱过一番。

　　一个人的座谈会

　　“哈尔滨那时候的情况，现在的年轻人都难以想象。”老先生回忆说，拜日本奴化教育“所赐”，人们讲的都是一种不中不外、东拼西凑的语言。

　　兴趣广泛又多才多艺的高莽渐渐对翻译产生了动摇。“敌伪统治时代，翻译官就是日本走狗。我不想当走狗，可是又放不下俄罗斯文学的魅力，陷入矛盾。”

　　“何焉”就成了这一时期他主要使用的笔名，像是不断地反问自己：这是何苦来哉？

　　这之外，“野婴”、“野炬”、“竹马”等都是他的笔名。1948年，戈宝权途经哈尔滨去苏联，他从地方报纸上搜集了一份俄文译者的名单，准备召开一个苏俄文学翻译座谈会。

　　高莽提前到达会场，看见身穿一套西装的戈宝权先生在会场走来走去，不时看表，“哈尔滨人怎么这么不守时间？”

　　“还有谁？”高莽怯怯地问。

　　戈宝权拿出名单，念了一遍，递给他看。

　　“这些人都到了……那名单上写的都是我的笔名……”他颤颤悠悠地对戈宝权说。

　　戈宝权大感意外，对这个才能突出的年轻人十分器重。在“一个人的座谈会”上，针对高莽的烦恼，他启发道：“看译的是什么作品，是为谁而译。”简单的几句话，马上解开了高莽心里的疙瘩。

　　从那之后，“何焉”消失了，一个新的笔名“乌兰汉”出现了。

　　“乌兰”是蒙语中红色的意思，“汉”是中国人的意思，“我想当一个红色的中国人”。

　　后来，高莽又把“汉”改为“汗”。“我想表明，翻译工作之难，需要付出很大心力，如同流血流汗。”

　　从此，他翻译的大部分文学作品，用的都是“乌兰汗”这个名字。其它还有“秀公”、“海子”、“谢桃”等……皆各有所本，有一段寄托，但随意性也较强，没有沿用下来。

　　两样都舍不得

　　画画是高莽的兴趣和天赋。“拿起笔，我就想画，有时候就像着了魔，不知不觉就画上了。”

　　过去的年代，画画给高莽带来了不少麻烦。画反对浪费的漫画，竟扩大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美术界第一宗大批判；一次群众集会上，顺手画了前面一位领导的后脑勺，会后被有关人员查问“是何用意”，吓得张口结舌；“文革”前，他在给旧同事的信里画了一只小鸟，“文革”期间，被军宣队怀疑是让对方潜入香港的“指示”……

　　劫后余生，他越画越起劲，恨不能把世界各国杰出文学家和自己见过的本国艺术家、作家都画一遍，配上画传。妻子对油画颜料过敏，他舍弃了油画，改用水墨，但技法还是“油画”的。“水墨画的讲究，一笔成形，我不是太拘泥，一笔不行再添一笔，看最终效果嘛！”他很得意，自己善于抓“神”，不是“画”得像，是用画笔“译”得像。

　　“现在收录在翻译家词典里用的是乌兰汗，文学词典里用的是高莽。我想尝试，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做两件不同的事情。其实我很清楚，如果舍弃任一样，我在另一样上的成就都会走得更远。但我两样都舍不得。所以，就这样吧，我很满意！”

　　许多年前，高莽有一次在苏联一家旅社里，发现房间里摆的一盆绿色植物，质洁姿美，十分喜爱。他拍成照片，寄回给女儿，让她代查，这植物叫什么名字？

　　女儿回信，写道，她问了搞植物研究的朋友，它名字叫做“绿梦”。

　　绿梦，多么美的名字。生性浪漫而热烈的高莽陶醉了。只是，又过了很多年，他不无失落地得知，原来“梦”乃“萝”字草写之误，人家真名叫绿萝。

　　“多美的误会啊。人生中充满这种误会。”高莽眼里满含笑意。

　　本报驻京记者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