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把上班看做违反人性 飓风中心独享悠然

　　他，4岁拿起画笔，童年因“不会念书”被各学校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25岁时凭借四格漫画红透宝岛；他，笔下的线条中充满了幽默，方寸之间，挥洒自如；他，嘲讽众生百态，被许多人封为“爱情先知”、“城市先知”，却自称只是一个孩子；他，把上班看做违反人性，却让无数被现代快节奏奴役的人们将疲惫和绝望消解在他的作品里。朱德庸，一个用冷静和幽默窥视世界，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看到真相、反思自我的漫画家，一个站在飓风中心，却独享悠然的大孩子。

　　关于“家”：环保达人的简约主义

　　这次来杭州，除了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之外，朱德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验收自己在杭州的新“家”——西溪湿地创意产业园中的朱德庸个人工作室。

　　朱德庸是台湾人，在台湾已有两个家，一个在台北最繁华的地段，一个在偏僻安静的郊区。此外，他在北京还有一处居所，算起来，杭州西溪创意园的工作室，已经是他的第四个“家”了。

　　有了这间工作室后，朱德庸和妻子冯曼伦马上开始装修。他们请来了台湾一位搞设计的好朋友负责设计，朱太则负责在这个大空间里添加各式家具。

　　工作室走的是简约复古环保风，一楼几十平方米的阔大空间里，只安放了一张十余米长的原木大桌子，一个暗灰色布沙发，一张榻榻米式的木板床和3盏米黄色吊灯，中间还有一个用从福建运来的大石块做的火炉，外间是一个从西安淘到的木质柜子，地板则用废弃大理石打碎拼成马赛克效果。工作室的一面墙上挂满了朱德庸未公开发表过的作品。朱德庸说，他平时就在那张原木大桌子上画画，画累了直接躺在桌子上睡觉，平时在外面捡到枯树就带回家放在火炉里，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就是纯天然的柴火。

　　朱德庸希望尽量保持工作室未装修前的样子，所以不在格局上做大改动，除了给墙面粉刷了白漆、安装了几扇推拉门外，几乎没做什么装饰，更未做任何隔间，整层工作室就是一个空旷的大空间。他开玩笑地说：“下次带辆脚踏车来，画累了就在里面骑上几圈。”

　　关于创作：把脑袋里的创意像倒垃圾一样倒出来

　　对于朱德庸来说，创作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朱德庸说，他的创作靠的就是两个词，“想象”和“冲动”。比如，当他讨厌一个人时，他会“看到”那个人身上长满了窟窿，窟窿里爬满了苍蝇；而当他喜欢一个人时，他会“看到”那个人头上长出了青青的藤蔓，藤蔓上开满了色彩斑斓的花。

　　正因为有了这样奇特的想象力，所以他总有源源不断的创意。“我的脑袋就像一个垃圾筒，那些创意就像垃圾，如果不赶快把‘垃圾’倒出来，‘垃圾筒’就会装不下。”朱德庸笑着说。

　　说起自己的作品，朱德庸十分喜欢《绝对小孩》，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大孩子，所以当他看到现在的孩子要承受那么多的压力，享受不到童年应有的欢乐，就觉得很可悲。因此，他创作了一部从孩子的角度看世界的漫画《绝对小孩》，希望在自己的作品里保留一些孩子该有的童真。

　　而一直在三联周刊连载的《他们都有病》是近年来朱德庸比较满意的作品。朱德庸说：“许多人背负着强大的社会压力，心灵多少都有些扭曲，我想要把这些我们身上的扭曲和疾病画出来。”这部作品的创作与之前的完全不同。之前的作品都是全部完成后交给出版社编辑出版，而《大家都有病》则是在完全没有创作规划的情况下，每天画一点，今天不知道明天画什么，出版商也完全不知道最后出来的会是怎样一部作品。朱德庸说《大家都有病》完全是靠着一股冲动完成的，而这带给他和他太太一个奇妙的经验，那就是“顺着感觉走”。

　　关于社会：什么事都在发生

　　对于社会，朱德庸有着幽默独到的审视方式。

　　在朱德庸看来，上班是件十分违反人性的事，“世界上只有人这种动物需要上班，许多人每天都要做那么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太违反人性了。”在朱德庸眼里，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荒谬”的事，把这些看起来荒谬却真实发生的故事画出来，就是《什么事都在发生》。

　　这部作品与他之前的作品差别很大，在没有固定主人公的情况下，通过90个小故事来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各种故事。

　　在朱德庸看来，西方国家文明发展进程缓慢，所以西方人的人性扭曲也是缓慢的。他们有时间做出调整；而中国的发展太快，人们来不及做出调整，如同一个物种一夜之间从寒带来到了热带，种种不适应必然导致各种“荒谬”的事情出现。

　　刚开始在三联周刊连载这部作品时，朱德庸还担心不会有太多人喜欢，但是连载近一年来，《什么事都在发生》受到了读者的热情追捧。这让他出乎意料，也觉得非常高兴。“有人喜欢这部作品，说明他们与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相同，这让我很欣慰。”

　　关于人生：飓风中心独享悠然

　　朱德庸说，这个世界最让他困扰的就是“大量生产”这件事，“我生产的最多，我就是最厉害的；我投资个几百亿，我就是老大，大量的产品被生产出来，却没有人去注重品质，这是现代人的迷失”。

　　而在这样一种现代人的普遍迷失中，他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悠然，如同一个原始人一样，过着不用电脑、不用手机，也不经常出席社交活动的“ 穴居”生活。每天除了用十分钟收发邮件外，他从来不用电脑做其他事情，在他看来，“电脑和手机简直是泯灭人性的发明，它们束缚了人的思想和行动”。面对被各种信息充斥的网络时代，朱德庸却潇洒地用行动抗议：“我有不知情权”。

　　他的生活起居也很有规律，不像其他艺术家那样夜间劳作甚至不眠不休。他习惯于每天早上起来画画，画到中午11点左右和太太出门散步，下午和太太儿子一起做些喜欢做的事，聊聊天，喝喝咖啡，读几本好书。朱德庸说他台北的家只被两件东西堆满，一是画稿，二就是书。

　　在朱德庸看来，自由创作者最大的优势就是行动不受限，可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空间。他对“自由”的需求比名利更大，所以在许多同行都聘请了助手，组建了创作团队时，他依然保持一个人的创作姿态。

　　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朱德庸几十年并没享受到“出名”的作用。“26岁出道前没人知道我，26岁后我照样不去搅和任何事，我

　　现在的生活跟26岁前没有什么区别。”如同处在飓风的中心，当周围的人群都仓皇窜逃时，他却屹立着岿然不动。当慌乱的人群望着他疑惑不解时，他冷静幽默地淡淡说道：“飓风的中心没有风”。

　　如同他2010年最新作品的名字《众人之间独享自我》一样，他就是那个处在飓风中心，望着众人，独享自我的“绝对小孩”。

　　通讯员 傅晨琦 本报记者 潘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