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全集》出版 编辑团队板凳冷坐13年

　　仇宝如的办公室里，王国维手稿复印本和点校本堆了十几叠，每叠都到人的膝盖高。“要都摞起来，怕是都要穿越天花板。”这些都是最新出版的《王国维全集》的责任编辑仇宝如在过去13年里查过的资料、写过的笔记、校对过的稿样。

　　当66岁的仇宝如把他的项目组三位编辑共同完成的一套20卷、844万字的《王国维全集》放在我们面前时，记者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苦啊！”这个瘦小的、有些虚弱的，曾经接到过病危通知书的老编审吐出这两个字，取下老花眼镜，他用手揩了楷泛红的眼睛。“13年了，不容易啊！”

　　1996年。结缘王氏全集

　　时间回到1996年秋天。

　　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房鑫亮、邬国义来到杭州，来联系《王国维全集》出版事宜。当时任浙江教育出版社文科编辑室副主任的仇宝如和当时的总编辑骆丹等社领导一起，接下了这个项目。

　　仇宝如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对王国维一直有所了解。“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以50岁的壮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他的死震动学界，震动全国。”在仇宝如看来，王国维带着遗憾离开人世，却把博大精深的成就留在了人间。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人之一，在文、史、哲、教育等领域均有深入的研究，在戏曲史、甲骨学、殷周古史、敦煌学、简牍学、历史地理和古代民族史等领域均贡献巨大，留下了被视为经典的学术遗产。”　然而，数十年来没有一部名副其实的王氏全集。

　　1978年，在著名学者吴泽教授的倡议和主持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学史研究室(后改为中国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始全面搜集王国维的文献资料并着手编纂《王国维全集》。

　　1984年，中华书局先行出版了全集《书信》卷。但此后，因受经费等因素的困扰，编纂工作一度陷于停滞。

　　这就样，一直到了1996年，谢维扬教授出任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重新编纂《王国维全集》的工作才再度提上日程。此时距离第一次编撰工作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这项工作也得到一位重量级学者的支持，有力助推了编纂工作的开展。他就是著名学者、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王元化。

　　“在确定项目后，1996年10月，我与骆丹总编辑、史学所谢维扬所长一起拜访了王先生。”仇宝如至今还记得王元化先生当时的兴奋劲。“他高兴地说，这是他多年关心的事。这一次能重启，是大好事。他给我们提出四个字的要求‘求全’、‘存真’。”

　　后来，王元化应邀出任《王国维全集》整理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求全存真”也成为整理编辑的指导思想。

　　2003年。绝地逢生再撰全集

　　编纂工作重启，首先遇到了经费问题。

　　仇宝如记得，时任总编辑骆丹在这个关键时刻说过一句话：“王国维作为20世纪首屈一指的大学者，又是浙江人，由浙江的出版社出版他的全集，理所当然。”与华东师大历史所商定后，浙江教育出版社立即提供了20万元启动经费。

　　“20万，为一套书，在上世纪90年代，是很少见的。”仇宝如从那时起，就感受到社里的决心和自己身上的重任。

　　1997年2月，《王国维全集》整理出版工作会议在浙江召开，王元化、傅璇琮、李学勤等与会。“会后确定了《王国维全集》按著作、诗文、书信日记、译文等分类，按时间先后编排。另外，特设《附录》卷，收录价值较大的友人的回忆文字。”仇宝如告诉记者，《王国维全集》立项后，被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可就在仇宝如准备和同事们大干一番的时候，他多年的肝病加重了。他是个认真、谨慎而又低调的人，当时担任文科编辑室副主任的他，还需要编辑其他图书，为了能把有限的精力都投入到编辑工作中，他辞去了副主任一职。

　　《王国维全集》的整理出版，是一项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整理，并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的非常艰巨的古籍整理工作，整理、点校、编辑、排版难度很大。

　　仅就资料核对来说，在十年前电脑技术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经常为了核对其中的一个字、一句话而花费很多的时间。仇宝如说王国维记忆力极强，引用古书语句往往顺口而出，但有时也难免记错。他翻开他的一本编辑笔记，里面记着：王国维的《释币》中有一句：“《士丧礼》注：‘束，十制五合。’”我把《仪礼注疏》中的《士丧礼》篇仔仔细细读了三遍，找不到这个句子，于是怀疑王国维记错了篇名，于是翻阅其他篇目，终于在《既夕礼》篇找到这条注。

　　或许是过度的用心和操劳，仇宝如的肝病在2003年恶化。“当时被诊断为重症肝炎，都发病危通知书了。我同室的一位病友因负担不起肝移植手术的费用，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我靠‘人工肝’手术的治疗，得以保全。”仇宝如的声音很低沉，有点哽咽，眼睛看向窗外。

　　手术后的他，身体极度虚弱，坐着说20分钟的话都觉得累。医生叮嘱他要多平卧休息，他放不下工作，就看一会稿，再躺一会。

　　2005年7月，仇宝如要退休了。当时《王国维全集》进度尚未过半，在病情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仇宝如答应社长返聘。

　　“说真心话，家人很难支持，很无奈，但是怎么办呢？十几年前，我点头接下这个任务的，我只能坚持。”

　　为了抓紧进度，出版社成立了由两位编审、一位博士组成的项目组，仇宝如任负责人。前后数年中，他的病情有两次反复，抗病毒药物换了三种，在服用第三种药半年后的2008年下半年，健康才渐趋稳定。

　　在坚持五年后的今天，二十卷的《王国维全集》终于出版了，他任责任编辑十卷，复审、浏览了另十卷。

　　苦熬十三年，终于出成果了，有什么感慨呢？

　　“奉献，为了中国学术。”仇宝如说，“这不是高调，而是一种责任。所有参与这一项目的人，都怀有这样的心愿。中国学术需要《王国维全集》。出版社投资数百万，整理者辛苦三十载，我们的团队及有关审读、校对人员，板凳冷坐十三年，苦心弘扬一部书，都是为了这个目标。”

　　本报记者 王湛

　　王国维其人

　　王国维(1877年—1927年)，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王国维最有名的是他在《人间词话》里谈到的治学三境界：

　　第一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将此句解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第二种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以此比喻成大事业，不是轻而易举，必须坚定不移，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种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认为这是最终最高境界，即必须有专注的精神，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