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区专职精防医生不足百人

　　7月12日，回龙观温馨家园康复站，一名重症精神病患者在带领精残和智障人士练习唱歌，这是他们康复训练项目内容的一部分。A22-A2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江

　　7月12日，西城静心园温馨家园康复站。重症精神病患者在摆放沙盘，辅导老师能以此分析患者的心理特征。

　　北京社区专职精防医生不足百人

　　有社区一人需负责数百名精神病患者康复工作；患者康复后受歧视难以走向社会

　　关注焦点

　　截至去年年底，北京社区管理登记在档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73295人，这其中除约8000人住院外，目前有6万多人生活在社区。

　　精神病患者由于长期住院，会出现社会功能减退、情感淡漠、懒散被动等表现。在精神疾病三级防治体系中，社区康复模式是连接医院和家庭的纽带，任务重大。

　　新京报记者走访北京5个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街道残联，发现专业医务人员、项目经费短缺，免费药品政策未完全放开，给社区康复项目的开展带来枷锁，而社会的排斥和歧视，更成为已康复精残患者走向社会、重新生活的一堵高墙。

　　目前精神病患者的社区康复项目主要分三种，一是医疗康复，对稳定期病人，社区精防医生至少三个月随访一次，指导病人定期到医院复查，鼓励服药，增加服药的依从性。第二种是功能训练，训练恢复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劳动能力及社会交往能力等。第三种是职业康复，这需要康复站开展生产项目，组织精残人士参与，并给予一定报酬，以此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郭红利

　　聊上10分钟，贾育新的手机就会响起三次。

　　“习惯了”。这位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防科主任印象最深的，还是5年前那通电话。

　　是居委会打来的，贾育新匆匆撂下饭盒，提上出诊箱就往外跑。那天是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

　　他赶到时，劲松西社区一居民楼内，一名女精神分裂症患者攥着剪子、站在自家窗户前哭喊，半个多小时的“谈判”无效。趁女子向窗外张望，居委会人员用床单扑住她，贾育新快步上去扎了一针安定，女子安静了。

　　处理突发事件是贾育新工作的一部分，当时，他是该社区唯一的精防医生，要面对几百个重症精神病人，也要面对部分患者家属的拒绝沟通。

　　最让他难过的，是费尽千辛万苦康复的精神病人，在社会上难寻出路。

　　精防医生独木难支

　　2012年以前，贾育新所在的劲松地区，在档重症精神疾病患者，连续六七年都是朝阳区数量最多的。

　　大部分时间，他办公室的座位都是空着的。他要走家串户探访社区的患者，向居委会和派出所了解患者的最新动向，了解他们是否按时服药，康复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这两年，贾育新身边又多了两名同事，但面对劲松地区554名重症精神病患者，三名医生依然团团转。

　　按北京相关规定，对出院的患者，社区一年要不少于4次随访，这意味着每周五天中，至少3天有1名精防医生要去随访，且每天每个医生至少需随访3至5个患者家庭，“门诊每天只留一位医生。”

　　与贾育新相比，肖玲玲还在孤身奋战，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只有她一名精防医生，而社区的重症精神病患者有231人。

　　“根本顾不过来，大部分随访只能靠电话，或者患者来门诊开药时顺便就访了。”除了精防任务，肖玲玲还要兼顾地区预防、保健工作。

　　社区精防医生不止负责精神病患者，还要承担全体居民的精神卫生、心理保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就是那独木桥。”一位精防医生对工作这样打比方。

　　郭红利，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他掌握的数字是，目前全市社区精防医生仅有约1000人，且基本都是保健科大夫和全科医生兼职，专职的不足百人，“这百人的数据恐怕也有水分。”

　　抗拒和隐藏

　　敲不开门，见不着人(患者)，很多精防人员随访精神病患者家庭，都会遭遇尴尬。

　　西城区精防医生徐烜记得，有位女同事在多次登门随访被拒后，给一名患者家打电话询问病情，“对方家人很惊讶，说他怎么得精神病了？”

　　第二天，男患者找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来就推搡女同事，原来，他婚后一直向妻子隐瞒患有精神分裂症。

　　有5年社区精防经验的徐烜认为，“可能一半以上的人(患者家庭)都拒访。”

　　贾育新所在的劲松社区现有554名重症精神病患者，但他有时每月要开1000名患者的用药量，“其他社区的患者悄悄到我这开药，不愿让本社区的人知道自己有病。”

　　昌平回龙观有12个社区站，每个站的精防员随访吃闭门羹时，总会找张娜求助。

　　张娜是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精防医生，工作多年，经验丰富。但她出马也不是次次灵验。

　　在培训时领导指点她们，何不学下西城区的同行，提着花篮登门拜访。但没经费支撑，自掏腰包？张娜掂量一下3000多元的月薪，“买个花篮，一天的工钱没了。”

　　比拒绝更难受的，是进到患者家里，不管张娜说什么、问什么，家属都不理睬，“拿我们当空气。”

　　张娜能理解家属的心态：家丑不外扬，回避、不信任和隐藏成了一种选择。

　　今年参加区里一次培训时，一段录像吸引了张娜，那是市卫生局、市科委力推的“精神分裂症社区康复技术”项目，通过培训患者，能让其学会自觉用药，自我监控症状。

　　张娜连打了20多个电话，没一个家属答应，好不容易有个同意带着患者试听的，听了一次后，再也不来了。

　　虽然竭力推广，但最后只有7个患者报名参加张娜组织的培训。

　　“你们能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患者家属常常这样开门见山，让张娜觉得难堪。

　　张娜脑中闪过患者家属的需求：能否药物全免、患者服药出现不良反应时该怎么处理，兼职的张娜没有处方权，很多要求她确实无法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