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6月19日电 题：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在返本开新与开放包容中实现文明发展

　　中新社记者 马海燕

　　今天的中国高度重视文化精神滋养和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从五千年传统文明汲取养分？如何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听他讲述如何在返本开新与开放包容中实现文明的发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谈到：“文明的发展，既要返本开新，激活各自优秀传统；又要开放包容，在借鉴吸纳中实现创新超越。”今天的中华文明如何在返本开新和开放包容中取得平衡？

　　彭刚：返本开新是文明史上的常见情境。被称之为“轴心文明”的古希腊文明、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差不多都是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发展到巅峰状态。当然各个文明都经历了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历程，这些伟大文明在它们的古典时代就有了非常丰富、深刻的蕴涵，也可以说这些古典时期的文明基因，对这些文明的基本特性和后来的发展路径产生了深刻影响。

　　返本开新和开放包容之间，并不冲突矛盾。中国文明历来就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和气度，不以族群划分文明和野蛮、区分文化的优劣高下，而是以开放的眼光看待外在世界。越是繁荣强盛的时代，越是如此。

　　世界变化越来越剧烈，充满不确定性。人们无可回避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科技的力量、商业的力量在深刻改变着社会。但越是这样，人们就越想回到自身历史和文明的源头，看看自己从哪儿来，想想自己的所来之处是否还有着给当下带来启示和活力的源泉。

　　历史上西方文明很多次回到古希腊、回到古罗马的源头去寻找启示。文艺复兴是现代文化的萌生，可它最初看上去却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活。19世纪的德国，很多文化巨人也是把目光重新投向古希腊。当今欧美，也有人在有意识地激活古典概念来理解当下，比如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又比如，罗马帝国所缔造的“罗马治下的和平”，也被一些人用来理解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文明历史上，人们也是不断回到先秦、回到上古、回到文明的萌生处寻求启示，先秦诸子一直是后世思想的灵感源泉。

　　中新社记者：您的西方思想史课程深受清华学生欢迎，著作《西方思想史十二讲》在人文普及领域影响也很大，您如何看待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交融对普通人的意义？

　　彭刚：这本书实际是“副产品”。起因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前院长钱颖一教授让我给经管学院的学生开一门通识课。一学期课程要结束的时候，有几个学生来找我说要送我一份礼物，是一份特别详细的16次课的课程笔记。很大程度上，那份笔记是书稿的来源。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一本计划外的书，也是让我自己很开心的书，因为其中很多地方都能让我想起教过的学生的面孔。

　　现代中国发展离不开外在世界，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很幸运，生长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他们是“平视世界的一代”。平视世界的一代对自身的国家、自身的文明更有自信，也要对这个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包括对当今世界仍然占有强势地位的西方文明的了解。

　　坚持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既要以我为主，也要兼容并包。今天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这样的胸怀来更深入了解别的文明、别的文化，汲取其中的养分。一方面我们要对差异而多元的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通过交流互鉴，我们也能够让自己的文明变得更深邃、更广阔。

　　中新社记者：人们普遍认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认可每一种发展至今的文明都有其价值，为什么还会存在文明的冲突乃至暴力？“以文化人”为何如此艰难？

　　彭刚：文明既相通相近，又彼此多元而有差异。因为相通相近，理解沟通成为可能；因为差异多元，交流互鉴成为必要。中国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换成钱钟书先生化用古人的雅致说法，就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也就是说，不同个体、不同文明间总有共通之处，总有超越时空的人心共性，人们可以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来体会别人的感受。也正因此，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才逐步成为人类共同价值。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冲突和隔阂？我想原因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现实利益间的冲突，有限的资源要在不同人群、不同阶层、不同国家之间来分配，肯定会带来很多冲突，现实的利益考量往往会阻碍一些美好价值的实现；另外，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的确在价值观念上会有一些分别，比如这些年在应对疫情所采取的措施上，在秩序与自由、个体权利与公共福祉之间的价值优先性上，人们可以分明地看到很不一样的态度和选择。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超越文明隔阂、超越文明冲突、超越文明优越”，需要世界达成怎样的共识和努力？

　　彭刚：要做到这几个“超越”非常不容易。中国人讲天下大同，讲的是人们能够超越族群、肤色、文化之间的隔阂；西方人从启蒙时代以来一直就有一种“世界公民”的理想，也是希望超越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屏障，而追求和平公正的美好世界。这样的理想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中都存在，但是文明之间的交融、交流有时候会来得比较顺利，有时候会变得很困难；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整个世界马上就是地球村了，有时候又好像文明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永远都难以克服。

　　我相信整个世界的联系正更加紧密，客观上人类已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已经是无可逃避的现实。风物长宜放眼量，只有不拘泥于短期、局部的考量，而是以更长远广阔的眼光，才能帮助人类赢得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新社记者：人们常讲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但世界仍然对中华文明如何影响中国人的精神气质知之甚少，在传播中华文明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彭刚：一种文化的影响力归根结底还是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实力相匹配的。比如19世纪的俄罗斯小说中，贵族对话用的是法文。18世纪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的主要著作也是用法文书写，这和法国当时的实力分不开。20世纪美国文化的影响力，也与美国的实力分不开。随着中国的国力增长，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文化影响力也会逐步增强。

　　另一方面，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增强，也离不开主动作为和努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讲，对待中国历史与文化，要怀有“温情与敬意”。那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关头讲的。今天重提这句话，和那个时候的感受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今天有更好的条件和更多的自觉来挖掘、弘扬、亲近传统。另外，也要以更丰富多样、更让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展示传统和文明的魅力和特性，使人不仅感受到你的存在，还觉得你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一件美好的事，让别人有了解你的内生动力。

　　中新社记者：中华传统文明如何与世界其他各种文明交汇，形成新的合力？对于文明互鉴，还要做哪些具体的工作？

　　彭刚：冯友兰先生有“旧邦新命”的说法，讲的是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终会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一方面，文明相互激荡、交流互鉴，才让世界更丰富多彩。人类最有创造力、进步最大、最有活力的时候，也经常是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之间相互交流、交融最充分的时候。今天的世界仍然有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让人们对于世界的前景充满担忧。但是另外一方面，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互鉴，客观来说远比过去有更好的条件。古老的传统重新焕发活力，现代文明不断反思自身欠缺，这也是人类不断进步、走向更高、更好文明形态的机会。

　　交融、融合不是失去自己，而是变成更好的自己。有人说，一个了不起的人格，往往结合了看似冲突、难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的品质。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也许也可以是这样的：既有强大的实力和绝对不能碰触的底线，又对外部世界足够友好和充满善意，这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一份保证，两者是可以共存的。就像大家都熟悉的费孝通先生的话，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后才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新社记者：清华大学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如何做好年轻人之间的文明交流，让“00后”们成为文明交流的使者？

　　彭刚：我相信年轻一代能够以开放的胸襟、开阔的视野来理解、看待、探索别的文明、别的文化，随时能够从不同的来源汲取养料。年轻一代比我们更有自信、更有能力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以我为主，不丧失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不把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精神世界变成别人的跑马场，而是真正兼收并蓄，把美好的东西都化为滋养自己的源泉。

　　我们的教育也要让年轻人有健全的人格，有能力感受生活的各个方面，对这个世界满怀善意，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所大学越来越好的重要标志，就是不仅能在中国吸引最好的学生，也能从全世界吸引最优秀的年轻人。清华大学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的“趋同化管理”，很重要的就是让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更多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给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更多交流的机会，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教育过程。(完)

　　受访者简介：

　　 彭刚，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西方思想史十二讲》等，译有《自然权利与历史》《德国的历史观》《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