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5日电 题：从“和同之辩”到“西学东渐”，中华文明“包容性”如何体现？

　　作者 徐雪莹

　　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包容性源远流长、无远弗届。从“厚德载物”的修身之道，到“兼听则明”的交往之道，再到“协和万邦”的治国之道，包容性生于微且成于著。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其如何反映在中国文化的深层哲学之中？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有何意义？

　　“‘和’在价值上高于‘同’，‘和’所追求的是人类和平、平等、公正的共同发展之道。”近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震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在承认不同文化传统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汲取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以文化包容性的姿态，有助于谋求世界和平、平等、公正的共同发展之道。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其在历史上如何形成？

　　吴震：“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从文化的角度看，文化包容性决定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以实现互鉴互融为历史取向，决定了各民族在宗教信仰上趋于互相尊重、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重要的是，文化包容性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拥有对世界其他文明兼容并取而非排斥对抗的开放胸怀。

　　从古代中华文明整体演变的历史格局看，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文化突破”。第一次是“前孔子时代”到“孔子时代”转向之际所发生的“哲学突破”，从上古文明传承创新而得以形成的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对后世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重大的形塑作用，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第二次是汉唐时期所发生的“宗教突破”，一方面道教从道家思想中脱胎而出，转化为中国本土宗教，另一方面成功地实现了外来宗教佛教的中国化转向，共同形成了儒释道三家互为交融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格局。

　　但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上，儒家思想以其突出的人文担当、社会关怀和经世济民的精神意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主流，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就具体体现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思想形态中。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儒家思想中有何具体体现？

　　吴震：从历史上看，孔子提出“泛爱众而亲仁”的伦理思想，孟子倡导“仁民爱物”的社会政治思想以及“万物皆备”的宇宙观念，儒家经典《礼记》宣扬“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大同社会理想，宋儒张载强调“天人合一”的人与宇宙的整体思想，南宋儒者陆九渊主张东海北海、心同理同的普遍性观念，宋儒程颢和明儒王阳明力图建构“万物一体”的人类共同体思想。

　　历代儒者的思想主张广泛涉及哲学、社会、政治、伦理等各领域，却都反映出一个核心观念：即宇宙存在和人类社会应当且可以构成一个紧密相联、互摄互融、连续统一的和谐整体，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也应是这样的和谐整体。无疑，这一观念正反映了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

　　中新社记者：“和而不同”成为中华文明不断衍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其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有何关联？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如何反映在中国文化的深层哲学之中？

　　吴震：从哲学上看，文化包容性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因素可以构成单纯的同一，作为理想形态的包容性，应当是在承认和尊重不同文化要素的差异性基础上，通过兼容并取的方式，以实现多元并存、“和而不同”的和谐统一。这一点，可以从孔子主张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点中得到一定启发。事实上，“和而不同”的说法在前孔子时代即早期春秋时代就已存在，是当时各国诸子思想经过长期“和同之辩”得以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观念，后经孔子提倡而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信念，甚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思想智慧。

　　关于“和而不同”的理解，可以举例说明。例如，要烹饪出一道美妙的菜肴，就不能仅追求食材好坏的单一性，更要充分掌握不同食材的优点，并运用高超的调理手段，使不同食材优点与辅助调料相配合，才能制作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好菜肴。古语有“五味异和”“食则合和”等说法，要求不可强求一律，而应注重不同食味的调和，就揭示了这个道理。

　　再如音乐。中华文明作为一种礼乐文明，很早就发现了音乐有五种被称为“宫商角徵羽”的不同音阶，想要弹奏出一首美妙的音乐，就必须注意协调不同音阶，使其得到合乎音律的配合。不可想象一首音乐只有一个声调或一种旋律。现代音乐也是如此，一首交响乐的演奏成功，不仅取决于各种乐器演奏家的高超技术，也取决于一位指挥家的指挥技术，协调不同乐器的演奏。否则，交响乐就会变成一种杂音而已。

　　以上两例正可借用《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的记载说明：“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这告诉我们，不能追求片面的同一，而要协调各种事物的不同因素，使差异性得到和谐统一，这就是“和而不同”的要义所在。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如何作用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何意义？

　　吴震：春秋时期就已形成的“和而不同”“同则不继”观点，对于构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起到了正面促进作用。

　　在早期春秋“和同之辩”的语境中，“同”相对于“和”而言，是指无差别、无矛盾的单纯同一。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关于“和实生物”，后面又有一句“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说明“和实生物”的理由：“和”的思想是主张对不同事物的协调和综合，由此事物才得以顺利成长。

　　此观点表明，事物的多样性是事物成长的创造力，更重要的是，万千世界中各种事物需要共同成长，这种需要必须以事物多样性为前提，由此才可造就世界的整体性发展。与此相反，“同则不继”则是指事物的单纯同一性会导致事物的自我封闭，从而使事物缺乏持续性和发展性。

　　从文化的观点看，道理亦然。如果一种文化传统缺乏包容性，单纯追求同一性，就会对文化系统内其他不同要素以及外来他者文化产生排斥力，必将导致自身文化传统的单一性，丧失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也正由此，“和而不同”“同则不继”观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刻的哲学思想，并在后世中国文化历史发展中逐渐成为一种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对于构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起到了正面促进作用。因为对人类社会而言，“和”在价值上高于“同”，“和”所追求的是人类和平、平等、公正的共同发展之道。

　　中新社记者：当今世界，仍有人基于“文明冲突论”，执着于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视角，为思考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何种启发？

　　吴震：在古代中国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因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而互鉴，至少有两次典型表现。

　　一次是耳熟能详的汉唐时期佛教中国化。作为外来文化，佛教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接触过程中，形成了禅宗、华严宗等形态的中国佛教，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宗教信仰上多元并存的发展。

　　另一次是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一方面，这一历史事件表现为欧洲传教士将西方的宗教、科学、哲学等思想传入中国，并通过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翻译中介，推动了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交流；另一方面，传教士在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后，将大量中国古籍翻译成西文介绍到欧洲并在当地风靡一时，中国古典文化对18世纪欧洲的一些重要思想启蒙家(如伏尔泰、狄德罗等)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谱写了古代东西方之间“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辉煌一页。只是到了19世纪之后，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欧洲社会发生了重要转向，帝国主义兴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被视作发展停滞的落后“文明”。

　　尽管如此，上述两次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交流史表明，文化交流是多向多元的，单方面文化输入并非正常的文化交流现象，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正是推动文化交流正常发展的积极因素。

　　当今世界，人们正面临诸多时代课题：如何推动为人类谋幸福的共同发展？如何应对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如何推进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这些都要求人们在承认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积极汲取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以文化包容性的姿态来谋求世界和平、平等、公正的共同发展之道。(完)

　　作者简介：

　　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京都大学博士，兼任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等职。著有《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传习录》《阳明后学研究》《传习录精读》《朱子思想再读》《东亚儒学问题新探》等专著二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