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校教师“自断前途”寻求学术自由空间获赞(2)

　　谌洪果：

　　风雨飘摇的日子，做一棵独立挺拔的小树

　　4月23日，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少林对同事林莉红挥拳相向。原因是“没能评上教授职称”，而林恰是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

　　数日之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谌洪果公开了自己不参评教授的决定。

　　2006年，师从贺卫方的谌洪果博士毕业，赴西北政法大学任教。当年，他即破格评上了副教授。“要按中国大学的学术标准，我再稍微用点力，两三年内要评上个正教授也并非难事。”

　　但时至同批进校的年轻教师都坐上了正教授的位子，谌洪果却依旧原地踏步。

　　谌称，早在2007年底“就彻底想通，这辈子坚决不再参评什么教授职称了。”武大教授打人事件，不过为自己公开表达看法提供了契机。

　　“不想再按这个标准活下去，害怕自己因此越陷越深，自废武功”，是谌洪果做出决定的最直接理由。他担心，现行的评审体制会吞噬自己“残存的”治学能力和独立精神。

　　尽管承认需要某种评价体系来客观认定大学教师的科研教学水准，但谌洪果并不愿为核心期刊、国家课题、体制内奖项等标准所量化。在他看来，这些外在标准与学术水准并无太多关联，反而容易扼杀一个人的学术生命。

　　“一方面，它是一种功利机制，视治学如生产，使年轻学者生存压力巨大，无法把才华和知识用在自身的学术兴趣和关怀上；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惰性机制，使那些在其中顺风顺水的学者安享于所取得的学术和社会地位，不再把心思用在科研和教学活动上。”

　　他因此拒绝了校长的好意：在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中，校长建议他先在体制内有所建树，而后借助更高的平台实现更多的改变。

　　“可是，现实却很奇怪，如果每个在这种机制内谋得一席之地的人，都按照自己的‘如果’获得了实现自己更大抱负的机会，那中国大学的学风、精神和学术产出，早就应该焕然一新了，为什么我所见的情况却完全并非如此呢？”

　　在他看来，做学问与评教授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追随这套标准一路走下去的人，会对这套标准带来的戕害习焉不察。当一个人已从这套标准中不断受益，他就更难自觉做出反思和批判。一个被格式化的人，屁股已经决定脑袋，要想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谈何容易？要想做出改革和创新的行动，更是痴人说梦。”

　　这样的判断，让谌洪果决心“不再把心思放在追逐这种本就已经声名狼藉的教授名声和地位之上”，“抛弃这一切的虚饰和装潢”。惟有这样“才能更加敬业，正视生命中的各种想象和可能，正视你活在这个世间的责任和价值。”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想我还是可以做一棵独立挺拔的小树的。”公开声明的最后，严谨的法学学者露出一丝难得的浪漫。

　　徐斌：

　　怀有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4月初，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前院长徐斌的离职演说开始在网络热传。他给自己的演说取名《怀有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在这段获评“有愤怒却不失理智，有妥协仍不忘坚守”的内心独白里徐斌说。

　　2004年，浙江工商大学成立人文学院。在校领导的动员下，学者徐斌走上院长岗位。三年任期满后，因为“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他获得连任。

　　“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徐斌说，自己置身其中，越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

　　他将自己在任六年半来的最大体会概括为：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穷于应付各种指标；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

　　“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担待社会责任。”

　　他坦言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是做与说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与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在这种体制中，徐斌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他无法像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

　　“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

　　高校现行体制对科研的干扰与附加同样让徐斌痛心不已。在他看来，研究从起点上就被渗入功利因素，研究被严重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

　　“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徐斌在演说中直抒胸怀。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上任时，徐斌带着杨绛翻译的兰德的《我和谁都不争》而来，“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

　　徐斌说，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以后和大家在一起的将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

　　徐斌在浙江省社科院工作时的同事、知名律师陈有西，时隔数月后，在微博上看到了徐斌演说稿。

　　“我想他的悲鸣不是在批判一个大学，而是思考和呼唤中国的学术和良知的回归。 只有告别才有真演说，这是一种怎样悲哀的现实？”陈有西说。

　　“当下中国，无权者展现出明显的真话情结，真话难觅，不仅在于说话者缺乏勇气，还因为说真话的人知音太少。”数日后，出现在媒体上的一篇评论似与陈有西之问遥相呼应。(记者 陈学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