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教授赴贵州大学任校长 曾说名校学子是汉奸(2)

　　“四渡赤水”

　　6月3日，贵阳一直在下雨。贵州大学正门前的一句话新闻栏里，郑强成为新任校长的消息，紧随联合国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时事之后醒目出现。

　　“我是大二听过他演讲的，他敢说真话，现在强哥来了，希望能给贵大带来一股活力，我们好期待！”

　　“哎哟，我们的工资十几年没涨了，新校长来了，希望能给我们提一提！”

　　从贵大门口的水果摊，到校园里三三两两的学生和老师，“第一愤青教授”郑强到来的消息，就像贵大要举办明星演唱会一样，吸引着学校里的每一个人。

　　6月1日，在贵州省政府欢迎郑强的会议上，省长赵克志表达了对贵州大学的更高期望：“贵州将努力把贵州大学建设成具有区域特色、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服务地方发展的领军型高水平大学。”

　　刚刚到达贵阳的郑强立刻感觉到了压力，一所内陆大学迫切期盼变革与创新的冲动正紧紧包围着他。

　　但郑强对贵州省制定的大学目标并不认同，郑强记得，当初教育部也曾规划跨世纪发展10所世界级大学的目标，如今却早已成了笑柄。

　　“一所大学好不好，是不能用几个指标来衡量的。”

　　来到地处偏僻的贵州大学，郑强发现，不论学生素质还是教学、科研基础，远远无法与东南沿海以及名校相提并论，甚至每个学生身上都有莫名的“自卑”。

　　面对贵大上下求变革的呼声，在这个红军长征曾留下转折和辉煌的地方，被期望包围着的郑强想到了“四渡赤水”。

　　“我们没有实力与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国家队争夺大项目，那就只能把贵州当地发展的需求当作自己的科研项目，这样避开了‘中央军’的强敌，又找到了地方院校生存的空间，也是‘四渡赤水’嘛！”

　　以前，“愤青”郑强是极力反对高校参与地区经济服务的，他曾在一次名为《民富不等于国强》的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术成果和专家被金钱和利益腐蚀，高校不务正业，而是参与地区的经济服务。但这一次，郑强同意了贵州大学为地方经济服务的目标。

　　“我这个人还是非常灵活的。”

　　经过几天的观察，郑强摸索出一条符合贵大当前水平的发展路径。“很简单：老师们在这里教书有荣耀，有幸福；学生在这里学习有快乐，有希望。”郑强上任后主抓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员工的福利和学生的教学质量。

　　郑强告诉本报记者，如果未来五年，贵大的教职工觉得变得更加幸福了，老师的生活水平改善了，这就是进步。

　　说到这里，郑强没有再像以前一样说下去，而是开玩笑说，“再多说就要出问题啦！”

　　“你们走着瞧”

　　2012年，关于高校教育变革的声音与尝试越来越多，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跑遍各省去争取生源。在复旦大学和苏州大学，消失多年的书院又悄然复苏。

　　对这些教育改革尝试，郑强都没放在眼里。

　　“那根本就不叫尝试！”

　　“我们现在喜欢用点新名词，其实就是回归教育的本真。教书育人，以学生为本，这个老祖宗早都搞清楚了，怎么现在还糊涂了呢？还要说这么多大道理干什么？”郑强拍着桌子高声对记者说，仿佛又一场演讲。

　　郑强说，现在的大学教育处于不对称、不平等的起跑线上，让贵大学生赶超名校不现实。“我不敢夸大或者是狂妄，贵州大学的孩子今后就一定能超过北大清华的孩子，但是我有信心让贵州大学的孩子们对自己的故乡、祖国有责任感，充满感情！”

　　“我还说到，让贵州大学的孩子有尊严！”

　　郑强说，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句话可深了。”

　　6月3日下午，一位中国前驻外大使到贵州大学作报告，希望新校长郑强来主持，但是他没有同意。

　　“不能这样！一所大学的尊严取决于一个校长的底气和对于教育的把握。我就要教贵大的孩子们，今后和北大清华的孩子们站在一起，可以说我是郑强的学生！你问问，北大清华的那些校长，郑强站在他们面前有不自信的盲从吗？贵大的孩子们就是要这样。”

　　但郑强的“狂妄”如今也适可而止，他在研究如何与学校书记搞好关系的问题。“我到这里来当校长，就一定能和书记搞好关系。”

　　对于当初曾多次“炮轰”的教育体制问题，郑强现在也改变了看法。他觉得，不要把教育体制讲成是高校改革的洪水猛兽。

　　“大学校长的责任在哪里？水平在哪里？别自己没水平，就怪体制有问题！”

　　郑强认真地说，作为校长，他希望带给一所大学整个精神面貌的变革：“一所大学的学风、教风和灵魂，是学生对学术纯洁、科学的挚爱，最重要的是把孩子培养好！”

　　“把贵大的孩子培养好，您有多大信心？”记者问。

　　“你们走着瞧！”郑强说。(记者 张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