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谈南科大改革：最早改革的地方未必最成功

　　朱清时：校长虽卸任改革不谢幕

　　或许是身在特区的缘故，朱清时屡次将南科大改革与30多年前的深圳蛇口相提并论，试图说明教育改革就像市场经济改革一样一定会成功，但最早改革的地方未必最成功

　　他似乎永远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1974年，“文革”还未结束，他已经参与实施国家级科研项目；1978年，科学的春天刚刚来临，他已经准备走出国门去接触发达国家的前沿科研；1991年，45岁的他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的人生似乎又充满波澜：1969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国科大”)后被分配到大西北当修炉工，只能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译书写论文；“文革”结束后他多次到国际知名科研机构和高校交流，最后却选择回国到母校工作；62岁从中国科大校长任上退休，本可以去过休闲的生活，却“重出江湖”执掌南科大。

　　他就是朱清时，在被称作中国“高教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简称“南科大”)耕耘五年之后刚刚卸任的创校校长。

　　作为近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的传奇人物，面容清癯、两鬓微霜的朱清时仍形容自己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从修炉工到校长

　　“我年轻时是个搞科研的人，30多岁成为最早一批出国留学人员，45岁当院士，50岁回到中科大，62岁退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首次在南科大采访朱清时时，他三言两语就把自己的上半辈子概括完毕。

　　这位如今声名远扬的教育改革者，科研生命的起点却是从一名修炉工开始的。1968年，朱清时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荒凉的青海西宁山川机床铸造厂。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朱清时坚持自学，几年内竟翻译出一部学术著作《相对论的再审查》，还写出了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复旦学报》上。

　　6年后，他迎来人生转机。1974年，为追赶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中科院筹划启动一批大型科研项目，位于西宁的中科院盐湖所承担的是用激光分离同位素，急需物理基础好的专业人才。朱清时“毛遂自荐”走上了科研道路，而且一开始就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起点之高令后来人艳羡。他曾开玩笑说：“这就像红军时期20多岁的人当军长一样。”

　　“给分子做手术的人”——有媒体曾这样形容朱清时。在经历多年科研工作后，朱清时成为分子局域模光谱学——一种以对分子进行“加工”为内容的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并在4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8年6月朱清时出任母校中国科大校长之后，他的言行多次引发社会各界对教育问题的争议乃至激辩，也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

　　“坚持不扩招”、“抵制豪华建校”、“高校评估该停了”、“高考一考定终身必须打破”、“大学不宜直接办产业”……这些言论，都曾出自朱清时之口。更令人讶异的是，他在公开场合曾经“自揭家丑”，以中国科大上市公司科大创新公司造成巨额资产损失为例，说明大学不宜直接自办企业。

　　誉既来，毁亦至。在朱清时担任中国科大校长的十年间，来自校园内外的抱怨指责不绝于耳。“有人说，科大没扩张失去了机遇；有人说，不捞白不捞；有人说，大学都在贷，别人不还你们也不还……”朱清时对本刊记者回忆说：“我反对的只是盲目贷款建新校区，如果白送给我们新校区，当然要；如果学校发展真的需要新校区，我们也会建。”

　　创办南科大

　　如果不是2009年一份来自深圳创办南方科技大学的邀请，朱清时或许会一直呆在故宫博物院里，埋头研究心爱的古陶瓷。

　　作为中国科大曾经的掌舵人，已退休的朱清时十分清楚“创办南科大是一道非常棘手的难题。“可是有两位老院士劝我说，我们一生想做教育改革，但都没能做成，现在深圳是真心想做改革，你要是不去，说不定高校教育改革又要等二三十年才会有新的机会。”

　　这句话打动了他。于是，2009年教师节那天，朱清时接过聘书，正式成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向外界宣布自己的梦想：南科大将用实践来回答“钱学森之问”，建设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让学生具有高度创新能力、完善的知识结构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这种梦想如此笃定，以至于他每次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都会重复一句话：“每天早上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高教改革的梦想。”

　　然而，朱清时很快发现，许多习以为常的规章制度，极大制约了南科大的自主探索，连买科研仪器都举步维艰。“科研仪器要求专业，不能像普通商品一样多家投标，不能谁价格便宜就买谁的，按政府的规定怎么招标呢？”

　　年迈的朱清时唯有不断地去与上级沟通，不断与相关部门磨合。几年努力后，10万元内由学校自己组织招标的额度如今已扩大到50万元内，“这说明不少人已经开始理解了”。

　　难改的不光是规章制度，还有观念。“要去行政化，人就得对自己负责，而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所以每个人都会遇到考验，如果你上司说得不对怎么办，是服从还是顶住？”朱清时说，“如果人人都对职务负责、敢于较劲，那去行政化就很容易，问题就是这样的人太少，大多数人都在揣摩上面的意图来运作。”

　　本刊记者曾经问过朱清时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5年前知道后来会面对那么多困难、需要付出那么多代价，还会选择接任南科大校长么？”

　　“改革有风险，但不改有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朱清时缓缓作答，“如果当初知道困难这么多，可能不会那么轻易答应，但是想到现在改革部分成功带来的成就感，还有这项工作对中国教育的重要意义，我还是会选择来深圳。这是我一生中能给国家做的最大贡献，所以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