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搞了一辈子教育”的老人蔡公期来说，“搞教育”之余，最近这30年里他集中做了两件事。先是“陪小平同志整整打了15年桥牌”，后15年里，他“为燕京大学的校友们全心全意地服务”。

　　服务的方式是帮校友会联系校友和参与编写校史。这所由美国人司徒雷登牵头创办并担任首任校长的教会大学，在1919年5月19日正式命名为 “燕京大学”，是蔡公期的母校。87岁的蔡公期和他的同学们，不想让一所“曾经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大学，就这样沉入历史的河底。

　　尽管他们的母校在燕园已经消失了57个年头，只有在未名湖畔刻着“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的纪念碑上，他们才能找到最显眼的“燕京大学”四个字，但在蔡公期等人看来，“燕京大学”在他们心里从未消失，“燕大精神”也从未消失。

　　今年是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不久前，年迈的燕大校友们举行了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纪念活动。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庆了”

　　纪念活动在燕园的贝公楼里举行。不到上午8时，楼下便挤满了白发老人，他们多由儿女陪伴而来。一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他们便忙着相互拥抱寒暄，把儿女晾在一边。

　　“当年选学生会主席，我还投了你一票呢。”一位49学号(按照燕京大学惯例，49学号意味着1949年入学)的化学系校友，对他如今已白发苍苍的同班女生说。

　　在他旁边，有两位女同学在拍合影，只是她们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站在一起拍照，只能让轮椅挨着轮椅。而一位3个月前已经去世的校友，则在临终前嘱咐女儿，一定要代她回燕园参加这次纪念活动。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庆了，再过10年，大家可能都走不动了。”校友姚林杰叹息道。他已经80岁了，但在校友里面还算小字辈。

　　他的学长们，很多是“拼了老命”从国内外赶回来的，因为“谁也不知道10年之后还能有多少机会回来”。1984年，燕京大学校友会成立时，上海、广州、天津、西安等地都相应成立了校友会。如今，由于当地校友陆续离世，所剩无几，这些地方的校友会已不复存在。

　　即便如此，在蔡公期眼里，“只要还有一个校友健在，校庆活动就要继续搞下去”。这些年里，每次返校时的文艺演出，都是由他出面动员和具体安排。这一次也不例外。

　　返校的校友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到贝公楼前临时设立的校友会会费缴纳处，签到并缴纳20元会费。

　　负责收会费的，是位戴眼镜的白发老太太，她趴在桌子上一笔一画地给缴费的校友开一张收据。在她眼前排队等候的，是一群头发和她一样花白的老人。

　　不远处的大楼门口，有白发的老人负责发饭票，校友会准备的450张饭票早已发完，资料发放处准备的450份有关燕大的资料，也远远不够，因为“没想到一下子来了700多人”。

　　这一天，刚好是北京大学的“校园开放日”，一些学生家长赶来北大游览参观。看着眼前的这群白发老人，不少家长觉得好奇，在贝公楼旁边远观。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如今关注和向往的燕园，其实是这些老人学习和生活过的燕京大学校园。

　　当年政见迥异的人们，现在相遇时如见亲人

　　“别说他们，就是北大的学生，也不知道燕园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园。”新闻系校友何宝星说。20多年来，他一直负责编辑《燕大校友通讯》，在校友寄来的文章里，他会隔三岔五地发现类似的“抱怨”。

　　在他看来，这些校友之所以耿耿于怀，是因为他们“恋旧”，而人们对燕园的无知，则很大程度上是“宣传上出了问题”。在最新一期为 90周年校庆编辑的集子里，有人指出，当年黄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官方发布他的简历时，对黄昆在燕京大学的学习经历只字不提，这让不少校友难以接受。

　　“一说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革命干部都讨厌我，不愿意要我们这些人。”当45学号和46学号的校友在临湖轩座谈时，一位校友这样说。他在毕业后的前30年里，不敢说自己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临湖轩是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时的居所，在这里，他曾为燕大校友冰心证婚。也是在这里，这位校长一年又一年亲自迎接新生。68年过去了，蔡公期至今记得当年的情景。

　　“欢迎你，蔡公期。”在临湖轩前的草坪上，65岁的司徒雷登握着蔡公期的手说。校长能叫出自己的名字，让这个当时只有19岁的年轻人受宠若惊。新入学的300多名新生，司徒雷登不仅与他们握手，还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姓名。“那时，人们的名字中有不少生僻字，可见他在这件事上是多么用心！”蔡公期感叹道。

　　45学号的赵寰与这位校长握手，则是在1945年10月10日晚。不过，这个兴奋的年轻人和他的同学当时并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 “罪大恶极”的握手，让他们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都难以幸免地背上了“亲美分子”的罪名。他1949年从燕京大学参军，后来创作了电影剧本《董存瑞》。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问世后，和他一起参军的燕大学生被告知，“谁跟司徒雷登握过手，都要交代”。

　　更需要交代的，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女学生，她们有人不仅跟司徒雷登握过手，还在圣诞节跟他跳过舞。报纸上一刊登批判司徒雷登的文章，她们就得检讨。

　　如今，再次身处临湖轩，他们剩下的已经只有感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我们活下来了。”

　　赵寰更是在座谈开始之前，专门在司徒雷登当年与自己握手的入口处，拍了一张照片留念。60年前，在燕大读书期间，正是由于他的通风报信，一批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燕大学生，逃过了国民党的一次大逮捕。他也因此被认为是“地下党员、反蒋青年”。

　　“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看不惯国民党搞的那一套。”60年后，他依旧尽力澄清老师和同学们当时对自己的误解，只求“实事求是”。5 年前，他到美国访问，接待他的正是燕大毕业生，而对方当年是支持国民党的。但两人见面，已只剩下“天下燕大是一家”的亲近。当年政见迥异的人们，现在相遇时如见亲人。

　　“过去观点不同，但不影响现在交往。”何宝星经常收到校友们的回忆文章，对此深有感慨。

　　而赵寰则指着临湖轩的窗外，提高了嗓门说：“在这个比大观园还要大观园的燕园里，我们脑袋瓜子里面灌输了不少自由民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