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在尤金·加菲尔德博士与中国公众的首次见面会上，人们不断把问题抛给这位84岁的“SCI之父”：“你认为中国对SCI这样的使用是合理的吗？”“为什么到中国，SCI就变了味儿？”

　　与多年前访问中国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提问时的困惑表情不同，现在，再次听到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在中国的奇特地位，他只是托着下巴，微笑着摇摇头。

　　这位“SCI之父”，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对中国使用SCI的状况大加批评。在他看来，这些引发无数争议的“怪现状”，其实只是中国在科研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初级阶段”罢了。

　　40年前的美国和30年前的意大利

　　在见面会上，一名记者变着法儿地向这位美国老人描述SCI在中国的地位。他举着一份材料告诉加菲尔德，一个科研项目，在申请之初就被下了“死任务”：5年内发表150篇SCI论文，才能正式完成课题。

　　“您觉得这样的政策有道理吗？这是正确的吗？”记者逼问。

　　然而期待中的惊讶表情并没有出现。在近些年访问中国的过程中，这些故事，加菲尔德听到的太多了。这位白头发的老人只是耸了耸肩膀答道：“用SCI作为标准，来衡量科研的成果，这也许的确不太合理，但这种现象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他举例说，40年前，当美国的大学要进行终身教授的评选时，管理者们发现，备受推崇的“同行评议”评价方法根本没有办法进行，SCI就成了替代的评估方法。

　　“如果按照理想的状态，就要把那些已经成为终身教授的人都找来，坐在一起，拿着候选人的所有论文，大家一篇一篇地读。这样才能公正合理地评判出，每一位候选人的研究成果好不好，科研水平是什么级别。”加菲尔德说。

　　但这个过程实在太复杂了。因此，学校找到这些教授的时候，他们异口同声地宣称自己“太忙了”。无可奈何的学校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求一个量化的指数，最后他们选择了SCI。

　　“这个时候，SCI就成了很多人评估科研能力的标准。”加菲尔德说，“这与现今的中国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无论是那时的美国还是现在的中国，相比于复杂的“同行评议”，SCI无疑是一个简单得多的办法。“而大家需要的，也只是一个快速的答案而已。”加菲尔德说。

　　当他提到“同行评议”的时候，台下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靠‘人’来评价？这在中国能行吗？”有人小声嘀咕。

　　这又与30年前意大利科学界的状况高度相似。当时，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场政治-经济危机渗透到了科学领域，人们发现，大量的政治和人际关系因素开始干预科学研究，学术界的不正之风盛行，甚至有一些科研项目，没有做出任何可以发表的结论就结束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科学家们希望凭借引入一个“完全依靠数字运算的方式作为评估标准”，来保证科学研究基本的质量。SCI的影响力指数就成了他们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