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冤案叔侄获释已5个月:什么都没有回到正轨(图)(6)

　　时光

　　回家5个月以来，张高平最初的激动慢慢消失了。时不时仍有报社或电视台找他做节目，他大多拒绝，因为“已经没什么可说”，更因为“未来一些还没实现的东西，现在不能说”。

　　在监狱里，他曾特别留意过“赵作海案”。1999年，这个河南商丘人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11年后，“死者”突然出现，赵作海获释，并获国家赔偿17万余元。然而仅仅在一年后，他身陷传销案，国家赔偿也都搭了进去。

　　在张高平看来，赵作海是被女人骗了。几个月来，也有人找他合作生意，但他非常谨慎。“我不会给他们骗去的！”他翘起了二郎腿，又说，“哦哟！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什么没见过，我坐牢又没给他们关傻！”

　　和张辉家老房子隔着一条村中小道，便是张高平的三哥家，他如今住在那里。位于三楼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台空调。他的衣柜从前“塞满了衣服，都是上电视广告的牌子”，出事之后，都被前妻的哥哥抱走了。

　　有人给他介绍老伴，他拒绝见面，声称要和女儿相依为命，接着又说，“找老伴烦死了”，带着一脸鄙夷。

　　一副老花镜摆在他枕头旁。晚上，他阅读手机新闻，听音乐。“我喜欢刘若英。”他说，少见地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张辉的夜晚则常常被腰痛折磨得难以入眠。“从后面给我一脚踢坏了。”他说起这陈年旧伤的来处，还是10年前的杭州看守所。

　　夏季的炎热炙烤着这座南方小村。张辉家的老房子，至今没有一台空调。晚上，他会搬把椅子，坐在二楼的平台上，抽烟、看星星。后半夜凉快些，他才回到屋里。

　　“新疆的天和我们这里不一样。”此前在库尔勒监狱服刑的他说着，把烟灰轻轻磕掉。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几个要好的同学约他聚餐，张高平也去了。因为是长辈，所有人都让他坐主位，他拒绝，一屁股坐到了靠门的末位。

　　一个女同学把手机掏出来，向大家展示女儿的照片。张辉凑上去看了看，咧着嘴笑，说，好啊，真好。

　　他太渴望拥有自己的家庭了。在狱中，他一直贴身收藏着前女友的照片。出狱时，他曾表示，要联系到她，告诉她自己是清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冷静下来，“怕人家误会，算了”。

　　几个月里，他经历了几次相亲，只有一个姑娘“感觉不错”。可刚谈了一个月，女孩便提出分手。他从媒人那里听说，有人对女孩的父亲说，张辉没钱没房没工作，跟着他，以后肯定要受苦。

　　张辉删除了手机里女孩的所有照片，但他偶尔实在忍不住，就打开她的微信头像，盯上一会儿。

　　他的眉头因为常年皱着，留下两道深深的褶子。大多数时候，充满他内心世界的仍然是前10年发生的事：“我还是想不通，当初为什么要把我们往死里整？”

　　最让他难受的是，7月去上海参加媒体活动，他和叔叔用临时身份证登记，当晚警察就来查房。第二天，他们换了另一家宾馆，之前的几位警察又来了。

　　“你们不要老是换地方。”民警狐疑地说。“我是清白的、合法的！”他递上一份报道过自己冤案的报纸，大声对警察说。半个多月前，他和叔叔到歙县公安局领取了新办的二代身份证，“这表示我合法了！自由了！”他兴奋地说，证件上的照片也令他很满意。

　　8月26日一早，张高平和张辉捧着一面锦旗出现在歙县公安局，上书“排忧解难，情系乡里”。副局长尹寿长留他们在办公室喝茶。

　　“为了破案的压力，领导的政绩，那时的一些做法很幼稚，甚至低级！”这位副局长说到自己对叔侄冤案的看法，“那是机制、体制的问题，也是时代的问题。”

　　“我只想知道，驾照什么时候能办好！”始终沉默的张辉走出公安局大门，才念叨起来，“锦旗也送了！”根据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叔侄俩必须通过4轮考试，才能拿到新驾照。但他们不想等，也不想考试，推说“不会用计算机”，要求交管部门补办驾照。

　　此外，比这更迫切的，是盖房的许可。几乎每说几句话，张辉就会提起来。大概因为得不到批准，他们如今仍然拒绝领取赔偿。

　　有些事，叔侄俩都不愿提。比如经过协商，他们可能获得高于已披露的每人110万元的赔偿，条件是不再上访，也不再接触媒体。再比如，张高平表示，外甥帮助张辉开设的店面已经在装修了，但问及经营内容，他就一个字也不再说了。

　　几个月前，张辉第一次参加同学聚会。在KTV里，他唱了一首十几年前的老歌。

　　这个“脱节”的场景让他的“发小”张冬宝心里很难过，但他还是用力鼓掌。啤酒瓶叮叮当当地撞击在一起，庆祝张辉终获清白。

　　“我觉得10年的苦没地方诉说，但是我可以把酒喝掉。”张辉说。张冬宝帮他打电话给意大利的同学，在这通国际长途里，他们一起唱着“多少时光一去不回头”，直到手机电量耗尽。记者 秦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