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发舆情指数:摔童案、李某某案、薄案满意度前三(3)

　　“表哥无表，房姐无房”道出了什么

　　从蒋洁敏到丁书苗，从张曙光到杨达才，本期中青舆情指数调查的20起重大公共舆情事件中，与反腐相关的占7件，但综合满意度相差较大。比如“表哥”和“房姐”获刑，平均只得55.4分，排名位居“中后段”。

　　有意见领袖在问卷中写道：对这两个案件不满，很大原因在于“表哥无表，房姐无房”。这样的反腐是否有避重就轻之嫌？

　　“表哥”杨达才的落马，最广为人知的情节，是被网民扒出的疑似11块名表；“房姐”龚爱爱“声名鹊起”，一个最大发酵点则是价值数亿的44套房产。而相关司法机关或因缺乏确切证据，或因认定房产合法，令二者的获刑似乎与“表”和“房”无关。这样的结局，难免令一直围观的公众感到失落，进而质疑。

　　但若剥离这两个标签，杨达才和龚爱爱获刑，必须因为手表和房产吗？不必。有44套房产的人，财产来源必然不合法吗？未必。但是，官员或富商身份助推出的巨大贫富差距鸿沟，使这两起案件承载了民众对反腐、平等的更多期待，而面对民众最关切的点，却缺少周详解释，易导致民意不解。

　　“表哥无表，房姐无房”的困局道出了什么？它其实给当下的舆情响应双方，各出了一道题：

　　对官方来说，如何把好法治的舵，在风口浪尖的民意大潮上行船？愈发考验着相关司法机关的能力和诚意。另一方面，如何正确看待法治之下“与既有预期不尽相符”的结果？这也对掌握相当大话语权的民间舆论场，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青舆情监测室认为，在信息覆盖率达65%以上的“表哥”和“房姐”案中，相关司法机关主要“输”在应对能动度上。当“表”与“房”已是不可回避的民间焦点时，官方仅以只言片语匆匆响应，解除不了民意的不解与不满。

　　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在每个个案中，民意与法治精神不可能总是步步合拍。

　　在“房姐”获刑3年后，法学教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陈春龙剖析了法治与民意的区隔所在：“网上传说‘房姐’有很多套房子，但数量有多少、是不是非法，最后写入判决书，要靠证据说话。”

　　对证据的追查可以不必止步，但在缺乏确凿证据阶段，恪守底线的法治则“不喧哗，自有声”。

　　本期中青舆情指数中，上述“纠葛”，在夏俊峰案里似乎更加明显。

　　2009年，小贩夏俊峰持刀致城管队员2死1重伤。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因为施害者和受害者“小贩”与“城管”的身份标签，而变得不再普通。9月，夏俊峰终被复核死刑的消息，如一记重磅炸弹，炸开了互联网上各种纷争的“潘多拉盒子”：有人从人性和感情的角度，对夏俊峰及其家庭抱以同情；有人出于对城管群体的“原罪”推定，将夏视作对抗城管制度的“英雄”；有人则提出，个体暴力不应因弱势标签而被“洗白”。

　　中青舆情监测室认为，在高达84.3%的信息覆盖率下，各种观点竞逐，是这个价值多元化社会的常态。面对争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9月底两次释疑，用身份各异的目击者证言，以及被捅刺的刀数、深度、位置等鉴定结论，回应“夏俊峰是否曾遭殴打”、“其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等敏感问题。从应对能动度看，得分高于“表哥”、“房姐”案件中相关司法机关的响应。

　　但引发此案争议不断的社会土壤，并非两次回应所能消弭。有受访者在问卷中写道：“虽然这次法院对网上的声音没有‘装睡’，但数千字的回应，显然匹配不了公众对真相的期待。”47.2的综合满意度，也预示着相关司法机关在弥合不同群体心理鸿沟的道路上，任务艰巨。

　　好在，争议也往往推动着思考。在几轮质疑——回应的互动中，法治的基本精神得到了传播。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针对夏俊峰案所转发的评论，或许道出了“法、理、情”的正确排序所在：“在法治社会，‘法’、‘理’、‘情’三者之间，是有铁一样的排序的。同情是美德，但法律更是底线。承担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是法治社会每位个体的必须。”

　　在民意与司法之间，能融化分歧坚冰的，唯有稳如磐石的法治立场。

　　有网民总结，这意味着法治“既盖得过行政(特权)的光辉，也压得住舆论的洪川”。中青舆情监测室认为，这个要求难，又不难。而且，有时“舆论审判”的出现，恰恰是出于对司法不公的集体焦虑。那么，司法机关先消除这一焦虑，抵挡舆论洪川才有公信和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