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发舆情指数:摔童案、李某某案、薄案满意度前三(4)

　　山西男童挖眼案为何陷入“不信”泥潭

　　在本期中青舆情指数中，5个群体对相关政府机关在“山西男童挖眼案”和王书金案中的舆情满意度均不高。

　　中青舆情监测室发现，二者有一个显著共性：信息覆盖率和官方的应对能动度不低，但答复识别率却都在30分上下徘徊——其中，程序上的瑕疵，辐射到了公众对结果的判断，使它们同陷“不信”泥潭。

　　以“山西男童挖眼案”宣布告破为例，它为何没能令公众松一口气，反而掀起一场“全民福尔摩斯热”？症结更可能不在实体，而在程序。换句话说，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你是怎么说的”。

　　8月底，山西汾西县一男童小斌斌在家门口玩耍时，被骗至野外并挖掉双眼。这起残忍案件一经披露，迅速发酵成举国焦点。9月3日，警方宣布的“谜底”令人大跌眼镜：警方综合侦查和刑事技术DNA检验结果认定，嫌犯是小斌斌已自杀的伯母张会英，动机是赡养老人问题。

　　据网易一项有16480名网民参与的在线调查显示，选择不接受“伯母是嫌犯”的网民比例，超过七成。

　　“男童被挖眼嫌犯确定为其伯母？4大疑点待解：第一，斌斌为何没有认出伯母？‘黄头发’、‘外地口音’如何解释？第二，作案动机是什么？家长里短的到不了‘挖眼’的地步；第三，本案家属是否遮盖了部分隐情？第四，张会英坠井身亡的第二天，警方搜出血衣的消息就传开了，为何10天后才公布？”微博上，哪怕一名普通网民，都不难总结出与警方结论相悖的蛛丝马迹。

　　尽管面对质疑，警方次日就公布了更详细的案情。但截至发稿，认可者依然不多，28.8的答复识别率，排名垫底。

　　中青舆情监测室认为，“不信”泥潭背后，是公众对警方急于破案，可能不惜“拿死人顶包”的一种集体担忧。而官方的不力响应，使担忧不减反增，一个“可能正确的答案”也会被质疑声湮没。

　　在山西男童挖眼案中，警方至少在三处加剧了担忧：第一处是前期不作为，任由“黄头发、外地口音”等非权威说法滋生，当“谣言”已被公众接纳为“事实”后，再试图以权威说法扭转，只能事倍功半；第二处是信息披露不充分，当警方宣布一个与“常理相距较远”的结论时，却没能匹配上完整而严谨的证据链，以致“死无对证”、“草率结案”的质疑，一点点消耗了公信力；第三，信息发布的出口过多，当事人口径不一，尤其是在宣布破案之后，小斌斌家属的说法前后矛盾，致“警方施压，家属改口”的猜测如阴云盘踞。

　　法院不认定王书金系聂树斌案真凶，引发质疑不断，程序瑕疵同样是难以绕过的理由之一。

　　中青舆情监测室看到，尽管法院在宣判当天，就披露了作案时间、受害人死因等4个关键点，以阐述“王书金的供述与相关证据不符”，但回应到达率仅为39.4%。有媒体人在问卷中剖析：“更多网民的关注点，早已不是案情本身，而在王书金案与聂树斌案的关系——如果司法机关把‘王是真凶’作为重启调查聂树斌案的‘前提’，那么，任何说理都很难让人心平气和地听下去。”

　　还有人发微博称：“把聂树斌案卷中的口供与王书金询问笔录相比较，不用很深的专业知识，就会判断出谁是真凶。问题是，聂案主要部分案卷，不会让律师查询。”有网民据此判断，若司法机关有意在聂案和王案间建起一道“防火墙”，“很难想象其中没有‘黑幕’。”

　　诚然，法律是追求公平正义的。但结果公正不太可能既让原告满意，又让被告满意。因此，法律公正很多时候表现为程序正义：在诉讼过程中，允许各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尽浑身解数，朝着己方想要的判决方向努力，司法机关还要为合法的努力提供保障。

　　还是那句话：公信力是一步一步积累出来的，司法机关不妨先从程序上起步。对法治，每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程序对了，即使结果不能让每一方都满意，至少可以让大部分“围观”的民众心服口服。

　　感谢受访的专家学者、公务员、媒体人、意见领袖和热心网民与中青舆情监测室一道，为打通官民交流的理性通道所做的努力。中青舆情指数样本调研库是开放的平台，将不断扩大。 记者 王梦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