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老干部谈54宪法起草：规定检察院垂直领导(2)

　　二

　　毛主席非常关心每天各小组对宪法草案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为及时向毛主席汇报，田家英几乎每晚都到编辑组了解当天综合的主要情况，如果时间允许，他也会在编辑组“摆龙门阵”。

　　家英同志非常健谈，思想敏捷，口才很好。记得5月13日晚上，他在编辑组停留的时间较长，对编辑工作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其间，有位同志请他讲讲其成长经历。田家英说，他早年父母双亡，哥哥抚养他读到初中一年级，13岁时，他在哥哥开的中药铺当学徒，但他一有空闲就学习，拿着康熙字典，捧着他父亲(一名老秀才)留下的书籍自学。后来他开始写作，还发表了一些文章。之后他离开中药铺，专门靠写稿维持生活，算是以文为生吧。“七七”事变后，他参加学生界的抗日活动。后来，他和几位同学到了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留在校部工作当了研究员。1948年，他在西柏坡时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家英同志对我们讲，每位同志要干一行爱一行，要下定决心，苦心钻研，成为一个领域的“行家里手”。他说要注意两方面的学习：一是学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养成学习理论的习惯；二是向环境学习，也就是向实践学习，摸出事物的规律性，并在实践中创新，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不断进取和成长。

　　三

　　在讨论五四宪法草案(初稿)的两个月里，田家英在召开的宪法草案讨论小组召集人会议上，曾三次解答讨论中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我们编辑组的同志列席旁听了4月22日在政务院会议室召开的各组召集人会议。编辑组旁听席位被安排在政务院会议室西北角有台阶略高的位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进入会场的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和各组召集人陆续从南门进入会场。会议主持人李维汉和田家英较早到会。

　　紧挨着我们坐南面的是身着一身蓝棉衣棉裤的宋庆龄副主席，两边坐着史良、李德全和鲁迅夫人许广平，李德全特别活跃，不时站起来同宋副主席、史良谈笑。我们还看到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程潜、邵力子、罗隆基、马寅初、陈叔通、傅作义等。

　　开会前我看到一段花絮：廖承志手拿红蓝铅笔敲打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朱早观的头，拿着一张纸给朱看，原来他帮朱早观画了一张“秃头像”。我们编辑组的人看得非常清楚，画得很像。我们小声说，廖承志真是多才多艺。

　　会议还在等待一位老人。稍后，见会议室两扇南门齐开，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坐着滑杆被抬进会场。许多人站了起来，廖承志急忙小跑过去，廖梦醒也跑上前扶母亲坐在靠会议主席台附近的位置上。至此，参加会议的人到齐。

　　李维汉宣布开会，谈了多个组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在宪法草案(初稿)修改前，遵照毛主席指示，讨论组先召开多组召集人会议，征求大家意见。毛主席说，宪法草案如果6月1日不能公布，就推迟到6月15日。黄炎培、陈叔通先后发言，提出关于宪法的法律名词、文字修改、条文的前后安排顺序等，可成立专门委员会，请顾问、专家修改。宪法草案(初稿)9999字，差一字一万，还是比较精炼的。

　　接着，李维汉请田家英对会前各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讲解和回答。我们的宪法草案(初稿)为什么设置序言？序言中谈到了中国革命的过程、今后的奋斗目标、中国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密切合作的问题，这是宪法条文很难规定但又必须要讲的问题。宪法草案总纲中规定了四种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为何在1949年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没有被提到？因为它不是独立的所有制，所以宪法中没有规定。为什么宪法草案第六条没有关于铁路、邮政的条款？因为二者是企业，宪法中规定的是国家资源。

　　宪法草案对国家主席的有关规定，是基于我们国家权力一元化、议行合一这一国情特点决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议会又限制总统。我们宪法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罢免国家主席，但国家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关于总理向谁负责的问题，宪法草案规定，虽然总理是国家主席提名任命的，但他不向国家主席负责，而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编辑组成员中，仅我是检察干部，所以我对宪法草案中关于检察机关的规定特别关注。

　　宪法草案初稿中关于检察机关的规定，总的讲是参照苏联宪法的规定，称谓为人民检察署，领导体制实行垂直领导，最高人民检察署总检察长任免省、市、自治区的检察长。县、市及自治州、自治县的检察长由其所在的省、市、区检察长提请总检察长任免。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

　　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变了高检院总检察长的称谓和检察机关领导体制。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改署为院，中央和地方各级检察机关一律称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