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出现回暖迹象 风险仍不是“过去时”(2)

　　欧洲经济的“时代转换”

　　与中国应对

　　刘军红：欧洲市场是世界最主要的市场，人均GDP水准远高于新兴国，消费层次较高，一旦恢复，将对世界经济中的需求产生不可低估的正面影响。危机后世界需求萎缩，主要表现为欧洲需求萎缩，世界对欧洲的出口下降，导致世界性的出口不振。欧洲经济向好无疑会有利于世界需求的还原，进而带动出口新增。欧洲的技术、产业、服务业优势还在，甚至表现出创新的一面。如环保、医药、基础设施等技术和资本，大型机械、装备产业、新型农业、航空航天，乃至物流流通、金融服务和文化产业领域，特别是传统欧陆名牌产业，都是不可忽视的合作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危机后的欧洲经济复苏并不会很快，新的需求也不会是传统需求。即便是新能源领域的需求恢复，也已表现了更多的新趋势，呼唤的是新型的合作方式。不能忽视的是，美国的页岩气页岩油产量扩张，欧洲的传统能源、新型能源的供给和需求结构发生改变，相关的产业也在变化。正如凯恩斯早年提到的概念，经历了危机后的欧洲经济事实上迎来了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转变期。这种“经济时代”的转换，意味着产业、贸易和规则，乃至政策的变更。这种变的过程中，会形成新的交易方式。这需要新兴国创新合作方式，应对危机后的“时代转换”。

　　刘明礼：中国入世以后几乎完全融入了实体经济，但是目前如果美欧另搞一套的话中国可能面临“二次入世”，这样的话对中国是一个挑战。美欧TTIP除了关税减免还有很多规则的趋同，谈起来很难，但是一旦谈成形成一个共同的规则的话，中国调整起来成本非常大。比如汽车领域，欧洲按照欧洲标准，如果我们调整起来难度非常大，成本非常高。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要想维持快速增长只能靠结构转型，这个转起来很困难很吃力，但是大势所趋，只能谋求经济转型。

　　还要注意的一点是，现在欧洲对中国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务实，越来越开放，但将来如果它实力恢复了，对中国的政策和态度又会有调整，价值观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就又出来了。

　　张茉楠:TTIP表明美欧非常迫切想联合起来抗击新兴经济体的上升势头。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应该认识到，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一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没有一个国家会逃脱全球经济这种系统性风险。只不过是谁的风险更大，谁的风险更小一点。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而言，一方面是来自美欧这种外部的压力，另一方面还是来自于自身内部结构性的压力，应下决心推动经济结构的改革。

　　丁一凡：危机以来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增长很快。中国和欧洲应该相互配合，加强合作。欧洲如果再做一些结构改革，放松一点管制，可能会吸收更多的中国投资。欧洲差异性比较大，中国投资者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善于去挖掘各个国家独特的东西，比如华为的成功就在于它能够注意到这一点。意大利米兰的强势在于微波通讯，华为就在那儿设立了一个微波通讯的研发中心，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微波通讯研发中心。中国企业需要有这样的嗅觉和敏感，要有针对性地去侦察欧洲每一个国家的强项在哪，努力利用它的强项，在投资中获得更好的收益。

　　目前，欧洲仍在努力寻找解决债务危机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药方”。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多位专家对此提出了建议。

　　形成新的竞争力和增长点。刘明礼认为，从债务危机爆发到现在，欧元区在形成竞争力方面几乎是无所作为。尤其像欧洲发达国家不能像我们这样搞劳动密集型，它必须得搞创新，出现经济增长点，靠新兴产业拉动经济增长，在这方面欧洲经济几乎是没做什么事情。竞争力不行，形不成增长的话就拉不动就业，失业问题不解决的话政治还是得波动，经济也不会有大的起色。

　　放松管制、鼓励创新和投资。丁一凡指出，欧洲管制太多，遏制了新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创业的动力，也造成欧洲人才外流严重。很多技术型的企业因为在欧洲大陆创业成本太高就转到美国、英国去了，这些实际上是对欧洲大陆不利的。而且，欧洲在放松管制方面有一些改革也才能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去投资。但改革不太容易，因为有意识形态障碍。

　　加大投资,摆脱单一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魏茨泽克认为，欧元区应当摆脱单一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以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当前欧元区的主要问题恰恰是陷入了只能靠大量出口盈余拉动经济的困境。”魏茨泽克说。他建议，德国应充分利用国内大量的企业及私人结余，以政府名义发行债券后进行投资。德国政府融资后首先应投资国内的基础设施;其次，德国政府还可加大对科研创新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后，德国还可直接去危机国家进行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帮助当地发展其比较优势，重获增长动力。

　　审慎的央行货币政策。施罗德认为，西方央行在退出时一定要非常谨慎，不要突然加息，否则一定会引发严重问题，不仅仅对于新兴市场，对美国和欧洲自身也是这样，因为一旦长期利率忽然升高，那么银行、保险、养老基金等行业的投资者们可能会遭受很大的损失，甚至引发严重的问题。欧洲央行在加息之前应该对银行业系统的抗风险能力进行测试。另外则应该认真观察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数据，然后慢慢给出结束超低利率的暗示。

　　菲希特那也认为，目前来看，欧洲央行还不能加息，因为这将对危机国家恢复经济发展造成很大伤害。

　　解决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丁一凡认为，真正要解决欧洲债务危机要靠制度改革。从单个国家层面上解决不了欧洲的问题。需要从政治上解决制度性的问题，解决联邦制的问题。

　　张茉楠指出，欧洲经济除了制度性的缺陷之外，同时很大一部分是内部经济失衡的问题。特别是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竞争力方面有非常大的差距。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非常重要。

　　菲希特那指出，现在关键在于，欧洲应继续推动不同部门的改革过程，比如银行业联盟、财政整固等等。另一方面是欧洲不能置危机国家的问题于不顾，让它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要想办法一起解决问题，要为危机国家寻找合适的增长模式，改善就业状况等。

　　本着双赢理念加强与新兴市场合作。张茉楠认为，在同新兴经济体大国的合作上，欧洲的思路是有问题的，比如针对中国光伏产业。欧洲和中国分别处于光伏产业的上下游。严格对中国光伏产业实行反倾销、制裁，实际上是抬高了欧洲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欧洲还是应该本着双赢的理念，把中国当成一个市场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