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治理折射中国水资源污染困境 重金属成潜台词(2)

　　屡治不愈

　　湖南有色金属储量丰富，衡阳水口山矿区和郴州三十六湾矿区自明清开始开采，距今已有几百年历史。建国后，湖南有色金属开采、冶炼更是“遍地开花，大干快上”。

　　湖南省人大环境资源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刘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上世纪80年代，湘江已经出现重金属污染的苗头，成为全国重金属治理的重点。

　　有色金属均为伴生矿，在开采冶炼环节大量耗水。湖南几大矿区全部建在湘江边上，既方便取水，又方便排污，兼具航运之便。而在整个过程中，重金属如影随形。开采时的矿坑水重金属超标，洗矿时产生的废液亦然，冶炼时又产生冶炼废水。重金属污染的废水，最后多半进入湘江。湘江成为天然的排污通道。

　　控制污染源确实是《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的重点，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长沙七宝山、郴州三十六湾、娄底锡矿山、岳阳原桃林铅锌矿等7大区域被锁定为重点治理对象。

　　然而，湖南省人大环境保护和资源委员会和环保组织绿色潇湘去年对湘江进行全流域调研后发现，有些工业区排污超标依旧。

　　对七大工业园区的10个排污口的水样检测显示，其中5个重金属超标。工业园区附近的4个居民区饮用水源中有3个重金属超标。

　　在严格监管下，有些企业“创新”了偷排的方法。

　　在湘潭竹埠港采访时，《中国新闻周刊》获悉，附近一家化工厂曾经请村民到厂区高处挖了一口大井，事后又将井口隐蔽。这口井就是隐藏的排污通道。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悄无声息地排入井内，又渗入了地下。

　　湖南农业大学生物工程系讲师周晓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企业很狡猾，环保局来取样检测必然是在上班时间吧，那好，我就凌晨两三点排污，反正永远都跟你的取样时间错开。河水是流动的，污染物几个小时就冲出去了。”

　　湘潭市雨湖区环保局副局长张洪峰表示，针对企业的错时偷排，湘潭市环保局准备进行设备改造，用全时自动检测的方法进行监管。

　　然而，湖南省人大环境资源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刘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仅控制工业区点源污染还不够，原因是长期污染积累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难以解决。株洲清水塘的霞湾排污口，形成二三十米厚的重金属底泥。国家正为此投入巨资进行科技攻关。

　　刘帅指出，湘江大范围内存在重金属底泥污染。

　　尽管矿区向湘江大量输送重金属污染物，但干流水质基本维持在三类水，达到饮用水标准。这说明湘江具有较好的纳污和自净能力，大部分重金属被悬浮颗粒吸附，逐步沉积在河床中。

　　让人担忧的是，采砂活动又将这些重金属底泥搅动，重新进入水体，形成二次污染。

　　调查中发现的一个事实很说明问题。在湘江流域广西境内取水检测发现，水质中汞含量超标，但附近却没有化工厂，极有可能是采砂船搅动底泥，导致取样点附近汞浓度偏高。

　　“这些重金属沉积形成的底泥，将成为湘江流域饮用水的最大隐患。”刘帅说，“30天的实地调研，让视觉最为疲倦的就是整个湘江流域的采砂船。”甚至在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区域，如株洲清水塘，采砂船照样在工作。

　　危险的产业转移

　　在湘潭市雨湖区环保局副局长张洪峰看来，湘江治污过程中，污染随着产业转移的现象值得警惕。

　　刘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广东从2008年开始进行产业转移，湖南的郴州、永州、衡阳是其转移目的地，如此一来，一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转移了过来。

　　“国家层面，包括省里，是不希望这些污染企业转移过来，但是地方层面出于招商引资的迫切心理，还是把企业招来了。”

　　刘帅透露，2002年的时候，长沙县关了13家硫酸锰厂。关掉之后，有几家工厂就迁到了其他地区或者其他省，“因为各地的产业政策是不一样的”。

　　去年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在邵阳调研时发现，当地有一个铅超标企业，因为超标排放，造成血铅超标事件。环保部门在对企业进行调查后得知，这家企业来自株洲。2007年株洲进行环境整治，这家企业被关停，就转移到邵阳来。

　　“污染企业到处挪来挪去，把污染扩大。在一个地方没有得到治理，又到别的地方，形成新的污染，污染的方式都没有任何改变。”在刘帅看来，这是湘江重金属污染“越治越难，屡治不愈”的主要原因。

　　在湖南，炼铟企业是造成镉污染的罪魁祸首，它们的“游击式”转移也最为典型。

　　因为设施简单，投资小，见效快，企业打一枪换个地方，靠环境成本赚大钱。

　　2006年，长、株、潭整治炼铟小企业，一下关停了二三十家。其实，这些小企业只是离开长、株、潭而已，有的转移到邻近湖南的省份，如江西萍乡。萍乡是湘江支流渌水的上游，炼铟企业转移到渌水，最后污染的还是湘江。

　　在刘帅看来，通过提高环保门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愿望良好，但执行结果却经常让人失望。

　　上世纪90年代湖南关停了一批小化工、小造纸、小炼焦……即所谓的“十八小”。但调整经济结构时，反而同步发展了一些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的小企业。

　　湖南省环保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黄亮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重金属治理方面， “以环保为抓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省政府设立了一个目标，在十二五期间，以2007年为基准数，重金属污染排放总量减少50%，重金属企业减少50%。通过提高准入门槛，加强环境监督，来达到上述目标。

　　黄亮斌表示，如果污染企业在湖南省内转移，环保部门有一个原则，“上游和下游同治，城市和农村同治，干流支流同治”。但湘江支流众多，远至广西、江西，假如污染企业向这些地方转移，湖南也无能为力。

　　“其他省怎么治理，我们不好评价。”他说。

　　“利益同盟”背后

　　湘潭市岳塘区易家坪村村民刘海在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当地的污染情况时，时而转到另一个话题：免耕补偿款被村领导贪污，多年来村民求告无门，已经绝望。

　　“你看，春天来了，可一点也没有春天的景象。”刘海说。沿着他的视线看去，是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无精打采的树木，轮廓剽悍的化工厂。

　　刘帅和周晓明对湘江进行调研时，也看到了同样严重的问题：在环境恶化的同时，社会矛盾也在激化。

　　在郴州三十六湾的甘溪河，已经看不到生命迹象，种种景象让刘帅感到震惊。“就像来到火星。”他如此描述那片完全被尾矿覆盖、寸草不生的河床。

　　郴州三十六湾的山谷里，遍布大大小小的铅锌矿工厂，尾矿渣堆积如山，洗矿废水形成红色的“重金属水库”。

　　同时，山体植被已被采矿活动破坏殆尽，农田无法耕种。在隆隆的采矿放炮声中，村民的房屋被震裂，同时因地下矿洞挖掘而下陷。公路被矿区大货车碾压得残破不堪。刘师恍然觉得，这仿佛是电影里的末日图景。

　　村民的状况则更让人担忧。

　　很多长期居住在此的老人患有怪病，年轻人则选择了逃离，到外地谋生。听说刘帅是来调查当地的环境问题，村民们成群地聚集过来，讲他们的故事，拉调研团队到他们家，去看卧病在床的老人。

　　在震惊一时的“郴州嘉禾血铅污染事件”中，暴露出地方环保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同盟。早在2007年，当地两家污染企业就被上级环保部门勒令关停，但企业并未停止生产，直至2009年血铅污染事件暴发。

　　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嘉禾县金鸡岭村，53名村民集体去广州体检，途中被地方政府派人拦截，其中三名带头人被县公安局拘捕。最近，当湘江调研团队来到这里时，他们吃惊地发现，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可村民补偿仍未得到解决，而新的冶炼厂却又死灰复燃。

　　最近发生的郴州医院“拒查血铅”事件，实际上反映了很多地方的发展思路：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此不计代价。

　　权力监督和环境监督的真空，让郴州三十六湾变成黑社会和潜规则横行之地。环境执法人员上山时，山上会掉石头。直至2008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帮助”下，有色金属价格下跌，企业失去生存土壤，环保部门才得以端掉山上的近百家矿场。

　　在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的湖南，环保部门与污染企业结成的黑色利益链屡见不鲜。近几年，除了李大伦和曾锦春，先后有株洲市原环保局长文铁军、浏阳市原环保局长袁念收涉腐落马，另有几位环保局官员被免职。

　　在关心湘江治理的人士看来，这种黑色利益链为害最剧，民生、经济、政府信用俱损。在种种问题面前，湘江还能长期保持了自己的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