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参与水污染治理 越来越被政府所倚重(图)(2)

　　“环保局的隐形助手”

　　在湘潭环保协会顺利开展工作的背后，是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湘江没有实现全流域统一管理，上游城市污染，下游城市受害，但上下游政府之间没有问责权，两市主管部门也不好撕破脸皮。“发生污染了，只能把问题上交给省环保厅处理。”

　　而民间非政府组织却可以跨地区进行环境监督，弥补政府部门工作的不足。因此，不难理解湘潭环保协会为何能够广泛获得地方政府支持。“湘潭环保协会对保证饮水安全起到很大作用，是环保部门的隐形帮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保局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只要稍加留意，不难发现湘潭环保协会背后强大的政府力量。

　　该协会的主管单位是湘潭市环保局，创始人王国祥、王秀莲、汪孝仁，均是湘潭市人大代表；协会理事长由湘潭市人大原副主任刘德莲担任。协会所采的水样，有时由政府部门检测，甚至协会办公室也跟雨湖区环保局在同一座楼上。

　　事实上，整个湖南的环保NGO，都跟政府保持密切合作关系。民间环保社团的“两高一低”(即高干劲、高效率、低成本)，越来越被政府倚重。

　　去年湖南省人大组织的“湘江全流域生态环境调查”，调研者、摄影者、漂流者，几乎全部来自环保NGO，“湖南环保社团联合会”“绿色潇湘”“湘潭环保协会”均参与其中。湖南省政府显然已经注意到环保NGO的力量，并有意加以整合。去年成立的“湖南环保社团联合会”，就是在共青团湖南省委支持下创办。理事长何建军，是“绿色潇湘”前任主管。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环境危机凸显，政府和环保NGO立场渐趋一致，他们的关系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

　　以发布“水污染地图”闻名的北京环保NGO“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觉察到这种微妙的转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人曾把河北某公司的排污数据跟“水污染地图”的数据进行比对，发现差异巨大，有造假嫌疑，遂致信环保部举报，环保部要求该企业向IPE进行解释。该企业果然派人进京，到马军的办公室说明情况，承诺达标排放。

　　“环保部要求企业向环保NGO解释，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马军进一步发现，在环保部的“上市公司核查”公告里，开始直接引述“中国污染地图”的企业排污数据。“说明环保NGO的工作，越来越得到环保部门认可。”他说。

　　“让公众参与环境监督”

　　今年开春，广西龙江和江苏镇江连续发生重大水污染事故，马军认为，这两起事故暴露了环境信息不公开的弊端：企业排污得不到公众监督，等到事故发生，已酿成可怕后果。

　　由于企业排污数据没有统计和公开，事发多日后，仍无法准确得知污染源。龙江镉污染，过了很久才知道哪家工厂该为此负责。镇江一开始不知道污染从何而来，地方政府只知道拼命往水里加铝。“等确定了污染源和污染量，才发现铝加多了。”

　　马军认为，环境信息不公开，是中国污染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若公布企业排污信息，接受公众监督，很多事故本来可以避免。事发后也容易锁定目标，科学治理。”

　　在欧美，鼠标一点就能知道哪家工厂排放哪种污染物，排放量多少。日、韩也建立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的好处，除了让企业接受公众监督，还可以通过污染排名的方式，将企业置于强大的公众舆论之下，给其压力，促其减排。对那些珍视品牌声誉的大企业，这样做尤其有效。

　　中国的环评备受诟病的主要原因，也是信息不公开。马军发现，很多企业的环评公示，都在跟公众“捉迷藏”——只公布一个“简本”环评书，公示期只有10天，而10天里有多少人能看到？大部分公众根本不知晓。大连PX项目就是典型案例，直至事故发生，很多大连人才知道原来身边有一个PX项目，而且已经运行了这么多年。

　　环评是公众参与环境评估，公众作为利益相关方，必须参与环评。马军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着重考察了西方环评制度。“西方在环评论证时，要想尽办法把环评信息公开，让大家知情，要开很多论证会，才能确定项目上还是不上。”

　　相比之下，中国的环评大多是走过场。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法提出异议。而环评企业在政府和开发商的压力和利诱下，很容易作出对环境不利的环评报告书。

　　马军认为，诸多环境问题的根源都是环境信息不透明，环境监督和执法暗箱操作。基于这种认识，他2006年在北京创办“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宗旨是推动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目前运作最为成功的“水污染地图”“空气污染地图”，把各国各地75000多家企业的排污数据放在网站，供公众免费查阅。

　　推动环境信息公开，成为越来越多环保NGO的共识。马军的伙伴不断增加，开始时，他联合了全国21家环保NGO，组建了“绿色合作联盟”。到现在，该联盟成员已经扩大到41家，湖南“绿色潇湘”是其中之一。

　　当企业因环排超标，出现在“污染地图”上时，企业会找到马军，要求把企业的名称从“黑名单”上拿掉。马军会告诉他，“你必须进行整改，达标排放，经过‘绿色合作联盟’全部41个成员批准，才可以从污染地图除名。有一家不点头都不行。”

　　“几乎没有企业会挨家去做41家NGO的工作。如果要求政府给NGO施压，政府会说，他们那么多人，太难弄了，你还是整改一下吧。”马军说，“绿色合作联盟”是在中国国情下的一种制度创新。

　　它的一个好处是对环保NGO自身权力的制衡，确保NGO不被企业收买。另一个好处是，当压力来袭，可以和伙伴们分担。

　　据马军介绍，目前已有超过560家企业对超标违规排放作出说明或整改。这初步说明，通过环境信息公开，NGO可以对企业排污进行有效监督。

　　他目前正在联合其他环保NGO，重点推动三方面的环境信息公开，达到环境监督目的：一、“绿色供应链”。监督跨国企业在华供应商。若排放不达标，要求跨国公司取消该供应商订单。二、“绿色证券”。针对公司上市前的迫切心理，上市后对股票价格波动敏感的特点，敦促其达标排放。三、“绿色银行”。对企业进行环保审核，出具给银行，作为是否发放贷款的依据。

　　马军的“水污染地图”已经纳入75000多家企业的排污数据，目前还不断有企业陆续被纳入进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NGO伙伴正在帮马军做这件事。

　　3月14日，毛建伟再次来到株洲清水塘工业区，这一次，他的任务不是取水样，而是拍摄株洲冶炼、中盐株化两家排污大户的照片，并做GPS定位。这两家企业的信息将很快出现在“水污染地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