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荒”成政府心头大患 “找地热潮”迅速兴起(4)

　　第四块：“节地”节出效率

　　不管是推山填海造地，还是农村建设用地、城镇低效用地的开发利用，成本都越来越高，难度都越来越大。而“找地之难”正凸显“节地之迫”。“节地”提高利用效率，实质上等于找到新地。

　　缺地，也缺效率

　　毫无疑问，我国土地资源相当稀缺。

　　从耕地来看，截至2010年底，我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的红线。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只有美国的1/6、阿根廷的1/9、加拿大的1/14。

　　建设用地就更见紧缺。“今年我们一个县的建设用地指标只有500多亩，建个医院、图书馆就没了，作为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公益设施建设欠账多，过去没钱，现在没地，指标翻番也不够用。”浙江南部一个县的国土局长向记者抱怨。

　　“地不够用”“无地可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每个地方的官员都这样说。

　　江苏省无锡市国土局纪委书记黄建春告诉记者，目前，无锡采取耕地占补平衡的做法，征用一亩土地，就要补充一亩耕地，但这种方式越来越困难，因为无锡开发强度大，已没有多少后备土地资源可用。

　　“过去通过省内平衡，苏南占用了耕地，可以从苏北补充，由苏南地区对苏北地区进行经济补偿，如今苏北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开发建设程度较高，土地资源也有限，这一方式已很难使用。”黄建春说。

　　缺地是现实。不过另外一些数据，可能会给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别样的视角。我国内地大中城市人均综合用地超过120平方米，而东京人均综合用地仅78平方米，香港才37平方米；人均工矿建设用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大大高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由此看来，我国既缺地，又缺用地效率。而缺了后者，前者难免雪上加霜。

　　显而易见的浪费

　　浪费是显而易见的。2000年至20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64%，而城镇人口增长只有46%，土地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城镇化，显示我国土地利用效率在下降。

　　采访中记者发现，我国城镇粗放低效用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建筑存在重复建设、超标建设等情况，一些地方新建的宽马路、大广场、高大办公楼占用过多土地资源；二是工业用地的效率提升空间还很大，特别是早期已建项目低效利用现象十分突出；三是批而未供，闲置土地大量存在。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国土局副局长陈计翠说，现在一些地方仍在建设大广场、宽马路、低密度厂房。低效用地，很多时候是因为热衷于“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长官意志在作怪。

　　而更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我国各地长期以来对发展工业的饥渴。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说，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激烈竞争，为吸引企业，互相比着提供更优惠的条件，结果导致工业用地地价长期偏低。

　　由于这种优先保证工业用地的思路，我国工业用地占比高达50%左右，建设用地结构扭曲。而工业用地成本长期偏低，又导致利用率不高，全国工业用地容积率仅0.3～0.6，远低于发达国家1以上的平均水平。

　　节地迫在眉睫

　　鉴于土地浪费的严峻形势，找地固不可免，节地更迫在眉睫。在这方面，不少地方也以实际行动提供了好的思路，探索了可行的路子。

　　南京市国土局土地利用科科长何文表示，节约集约用地要注意发挥土地价格的调节作用。更加合理的建设用地价格水平，可以提高产业的土地准入门槛，让低效的产业项目无法落地。

　　“南京市制定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业用地最低保护价标准，工业用地出让价格普遍在国家规定基础上提高了50%以上，并且规定不得低于区域内土地的平均取得成本，严禁土地出让金以任何形式返还。”何文说。

　　与此同时，更多地方通过制定和执行严格的标准，来提高用地效率。如浙江省制定了“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综合指数，该指数包括经济利用强度和人口利用强度、用地弹性、经济增长耗地和土地利用管理绩效四项指标，并与官员考核挂钩。

　　而在广西容县，当地则采取“工业房地产”的方式节约土地。投资者购买土地后建造高层标准厂房，再由工业企业租赁或购买，实现了地方节地、开发商赢利、承租企业省钱的“三赢”局面。

　　记者在容县经济开发区内看到，开发区被划分为多个工业小区，房屋建得较为密集，与一般工业园不同的是，这里的厂房大多为3至5层楼房。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曾乾文说，目前开发区建成区工业用地综合容积率达到1.4以上，远超国内平均水平。

　　“面对人多地少、土地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节约集约用地’是缓解土地供需矛盾的根本出路，是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表示。(记者 王政 孔祥鑫 孙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