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媒体刊文缅怀刘复之

　　深切怀念刘老复之同志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复之同志不幸逝世，噩耗传来，万分悲痛。回忆近三十年前，我曾有幸作为复之同志的部下，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并得以经常聆听他的亲切教诲。虽然时间不足三年半，但是他所给予我的关怀、教育和影响，却使我终生受益。

　　我于1981年暑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与林文肯同志一起被司法部选中，进入中央国家机关。我们都被分配到司法部研究室，负责编印简报和起草文件等工作。翌年4月初，中央决定改组司法部领导班子，由时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的刘复之同志兼任司法部部长、部党组书记。刘部长到任后，立即率领新组建的部党组，坚决贯彻中央关于破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决策，大刀阔斧地调整局处两级领导干部，凡年满六十岁的一律办理离退休手续，同时选拔一批比较年轻的同志充实到中层领导岗位上来。此举，在司法部全体人员心目中，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大家一致感到，这位新任部长确实刚毅、果断、办事雷厉风行，名不虚传。

　　当年7月中下旬的一天，部长秘书谢维宪同志拿着几份手写的文稿找到研究室张意修主任，询问是谁起草的？张主任看后告知，“这都是王景荣的笔迹。”于是刘部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同我作了约两个小时的谈话。他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学历、工作经历、到司法部后对一些人和事情的看法，还就他关于近期一些工作的考虑和设想，征询我的意见。说老实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这样高职位的领导直接面对面地交谈，除了感到有些意外和受宠若惊之外，我感觉这位部长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严厉、苛刻，相反倒觉得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至于这次部长亲自找我谈话的用意何在，当时我并不清楚，也没有多想。直至过了个把月，部里发文任命我为研究室政策理论处副处长时，我才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原来那次的谈话，是对我的面试或叫作当面考察。

　　过后，当时的党组秘书向我透露，在党组会上讨论给我提职时还有一段小插曲。起初有的领导说：“王景荣同志工作干得确实不错，但才39岁，当副处长显得嫩了一点儿。再说，来司法部刚刚一年，是否再考察一段时间？”刘部长听后随即说道：“现在整个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我看一些同志的思想观念也都老化了。建国初期，中央机关的司局长和处长都是三四十岁的同志，那时谁说他们嫩了？本人三十多岁就当公安部办公厅主任。我们打了那么多年仗，对行政工作懂多少？不是摸索着干过来了吗？景荣同志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十多年又攻读研究生，拿到法学硕士学位，有理论、有实践，比我们当年强多了。至于说他来部里时间短，司法部1979年才恢复，资格最老的也不过才三年嘛！党和国家的事业要传承下去，不断发展，亟需把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委以重任。这应该看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性责任。”这一番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话语，立刻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于是对我的任命一致通过。刘复之同志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党的事业，力排众议，破格用人，这种胆识、气魄令我由衷地感动、敬仰，并成为我走上领导岗位后在选人用人方面始终坚持学习的楷模。

　　我们这个处只有六七位同志，但学历层次较高。当时正处长暂缺，由我主持各项工作。我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担任过任何领导，一向都是听从别人的指挥，现在要我去指挥别人，一时还真有点不知所措。好在处里各位同志都很支持我，张意修主任也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

　　有一次张主任拿着一份中央政法委的简报交给我处理。上面刊登的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开展司法行政工作的经验材料，刘部长批示以司法部简报形式转发全国。我仔细看后觉得，这些经验很具典型意义，确有转发的必要，但行文间有六处提法不甚妥当，有的甚至与现行政策和法律相悖。我请示主任可否修改，张主任说：“中政委是我部的上级领导机关，我们无权改动人家的文件。”我转而直接给中政委研究室负责简报工作的沈蕊芳同志打电话，向她说明我的看法和修改建议。沈大姐回答：“我个人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这期简报是复之同志亲自审定的，你还是直接请示他吧！”这时有的同志劝我说：“算了，别那么较真了，原文照发吧！”还有的同志悄悄提醒我：“你现在大小也是个头儿，可要注意，不能与上级领导对着干啊！”可我总觉得这样转发下去，是对工作不负责任。无奈，我硬着头皮以个人名义给部长写了一份报告，逐一指出原件中存在的问题，说明理由，提出修改建议。说实话，送上报告后我心里一直惴惴然。没想到翌日早晨报告退回来，刘部长批道：“景荣同志：所提意见完全正确。行文不得违法，今后大家都要补上法律这一课。”见到这个批示，我心里顿时感到热乎乎的。这位德高望重的资深部长能以如此谦恭的态度，对待下属一个小干部的意见，这又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