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媒体刊文缅怀刘复之(3)

　　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作为重要新闻予以报道。新闻联播刚一结束，刘部长立即把我叫到他家，厉声责问我搞了这么大个动作，为什么事先没有报告他？顿时我简直惊呆了，我猛然意识到自己在工作程序上确实犯了个大错误。我以为有了主管和常务两位副部长的批示就行了，没想到这么重要的事情还应该请示部长，甚至部长可能还要请示中央政法委书记同意后才可办理。但事情既已发生，只好把我的想法、请示报告的呈批情况和召开记者会的全过程如实汇报。刘部长听后沉默片刻，转而严肃地说：“看一看国内外的反映如何再说吧！”走出部长家门时我的心情十分懊恼，痛恨自己为什么在这么重要的工作环节上出了差错。回到办公室后冷静地反省自己，觉得根源在于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受到部领导的高度信任，于是在思想深处不知不觉地滋生了骄傲麻痹情绪，因而遇事才会过于自信而缺乏周密思考。这件事提醒我今后要更加自觉地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绝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

　　第二天上班后，我立即让宣传处新来不久的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战红同志，具体负责整理出我在记者会上的发言和答记者问的全部材料，并负责把近一周内国内外主要新闻媒体有关这次记者会的报道尽可能搜集起来，以备正式报告部党组。这次的记者招待会在中外的反映都非常好，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及朝日新闻等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新闻媒体都作了如实报道，对于抵制歪曲宣传和恶意攻击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因而此举得到公安部党组的充分肯定和中央政法委员会的认同。此前国务院曾下发通知，要求各部委设立新闻发言人，加强对外宣传，以适应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要求。于是部党组当即决定，令我正式兼任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以后公安部所有新闻、消息统一由我对外发布，有关公安工作的对外宣传口径亦由我负责拟定。

　　1984年5月，研究室原主任蔡诚同志调任公安大学校长，不久部党组决定由我接任主任职务。刘部长叮嘱我说：“你要经常注意抓住那些带有苗头性、倾向性、普遍性的问题，从宏观上深入思考、认真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咨询，当好参谋。”这段时间我的工作十分紧张忙碌，思想压力也很大。在刘部长的亲自关怀下，我的家属已经迁入京城，爱人被安排在中央纪委派驻公安部纪检组工作，住房也在机关大院内妥善解决。但我却很难在家睡个囫囵觉。加班加点成为“家常便饭”，为筹备会议文件或赶写紧急重要公文夜以继日、通宵达旦也是常事。坦率地讲，自己有时也感到苦恼，也产生过想偷懒或退坡的情绪。然而，又是刘部长的一个实际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

　　那是酷暑的一天深夜一点多钟，我正在办公室加班，突然接到部长的电话，要我到他家里去。整个部机关大院静悄悄的，那一片家属住区中唯有部长书房里透出灯光。我走进室内，见老部长身着背心，独坐灯前，正在挥汗阅读一大叠文件。我落座后，他说：“我刚才阅读这些文件时想到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看怎么落实到工作中去。”很快，刘部长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作方案，准备上午9点召开党组会议讨论决定。回到我的办公室坐下来，心里顿生无限感慨。老部长六十多岁高岭，仍然这样忘我地为党和国家的保卫事业奋斗，而我才四十岁刚出头，辛苦一点算得了什么？怎么竟然生出怕苦怕累的念头呢？真是惭愧至极！

　　1985年春，部党组决定调整我的工作，改任办公厅主任。原由研究室负责的政策理论和公安史研究等任务转由办公厅负责，宣传和《人民公安》杂志的编辑等工作划归政治部负责，新闻发言人仍然由我来担任。此后，原研究室更名为法规局(亦称法制司)，但涉及法律、法规的事情暂时仍然责成我审核把关。这一年的9月初，中央决定刘复之同志不再担任公安部长，改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而由上海市委原副书记阮崇武接任公安部长。此后我与刘老复之同志直接接触的机会就少了，但我知道，他老人家始终在关心着我。

　　在他离开公安部后有一次我去看望他时，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的性格比较急，说话比较冲，以后要尽量克服一下。讨论问题时，虽然你的意见往往是对的，但表态也不要太急。一句话不妨分作三句说，这样语气显得缓和了，也给人家留些思考的余地。”每次聆听刘老的教诲，我都非常感动。我深深懂得，只有真正了解并且关心我的长者才能提出这样发自肺腑的忠告。我常想，刘老复之同志堪称我从政道路上的导师，我在工作中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与刘老的言传身教分不开。此生能遇到这么好的领导，并在他身边工作了几年，真是莫大的荣幸！

　　现在刘老溘然长逝，我们党失去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国家政法战线失去一位杰出的领导人，我自己则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导师。悲乎哉，痛矣哉！

　　愿刘老复之同志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王景荣 作者系中央政法委原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