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何亚非：释放侨务公共外交巨能量

　　公共外交近年来已经成为外交领域的新潮流，侨务公共外交也随之提上议事日程。侨务公共外交有两大特点：一是民间性，立足于民间各个层面的广泛交往。二是柔性，它不是建立在经济、军事实力基础上的，而是通过文化交流等柔性的软实力方式进行的。

　　一、开展侨务公共外交的背景和重要意义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如今侨务公共外交的概念已经清晰，任务紧迫。以前中国弱小，人家不关注你。现在中国发展了，人家就会关注你的一言一行，也希望通过中国侨民，对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因此，侨务公共外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

　　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迅速。世界经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开始缓慢复苏，但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与危机后遗症叠加，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全球化正经历深刻调整。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年初报告，201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约1.3万亿美元，同比下降18%，重回2009年经济低谷水平。全球贸易2012年仅增长2%，与2011年的5.2%相比明显放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3年美国经济增速将从2012年的2.2%放缓至1.7%。欧元区债务居高不下、失业严重，2012年GDP下降0.6%，今年第二季度首次增长0.3%，但依然笼罩在衰退阴影之中。

　　西方国家的经济困境也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受美联储年底可能退出量化宽松预期影响，印度、巴西、印尼、南非等国金融市场剧烈波动，资金外流，利率上升，汇率下跌，股市动荡。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因为经济环境恶化及各国经济、财金政策取向各异而变得更加艰难。

　　从地缘政治环境看，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西方国家对国际事务掌控力下降。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事务一家说了算的格局已经结束。全球总体和平局面能够维持，但转型过渡期新旧矛盾交织，西方战略焦虑感增强。美国“转向”亚洲，加大亚太战略投入，刺激与我有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挟美自重。亚太地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

　　从国际制度环境看，全球治理问题日益紧迫，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挑战层出不穷。现有国际机制更难适应，出现深刻的变化和调整。当代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是二战后由西方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反映西方价值观念，只重视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程序正义”，只相信市场，忽视了不同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未能为防止经济失衡、金融动荡提供足够的制度性保障。“华盛顿模式”20多年来在发展中国家强行推广，劣迹斑斑。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北京共识”没有自我推广但日益受到重视。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及其对“华盛顿模式”的冲击充满疑惧。现在各国都在探索什么样的制度和模式在全球化时代更具国际竞争力，普遍注重运用文化、外交、国际规则制定等软实力。这种软性的竞争有时比军事和经济竞争更有长远影响。

　　各国争夺国际话语权、舆论主导权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互联网和社交新媒体的普及，舆论的力量日益显现。如今的世界是立体交叉的，已经过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所说的“扁平世界”阶段。网络空间这一“新边疆”的竞争和争夺，其残酷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军事斗争。

　　从斯诺登揭露的美国“棱镜”计划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中国必须像重视海洋一样，强化网络空间的主权意识。中国已成为互联网第一大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网民群体与最多的宽带接入数，但中国互联网技术还落在西方后面，尤其是操作系统与核心硬件技术都还掌握在外国厂商手里。中国需要建立自己强大的网军和网络科技队伍，力争在核心技术上有突破，打破西方对网络技术的垄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持续提升。今天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已经成为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最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以及能源资源产品的主要进口国。2012年，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当然，中国国内也存在产能过剩、金融泡沫等结构性问题。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改革，在发展中解决这些问题。

　　文化上，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世界兴起“汉语热”。现在各国学习中文人数超过7000万，有华文学校2万多个。2012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指出，继2010年超过日本，2011年超过美国，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发明专利申请国。然而，尽管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扩大，但几百年来西方文化占主导的现实没有根本改变。

　　如何让世界顺利接受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和现实？侨务公共外交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十分重要和独特的作用。公共外交的概念近年才在中国提出，但通过民间外交推动中外友好的公共外交成功案例由来已久。上世纪中期，中国对日本首先增加两国民间接触和友好往来，在民间积累的成果上，推动日本政府走向两国关系正常化。1971年，一次偶然事件促成中国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队员访华，“小球转动了大球”，最终促成了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和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如今侨务公共外交的概念已经清晰，任务紧迫。以前中国弱小，人家不关注你。现在中国发展了，人家就会关注你的一言一行，也希望通过中国侨民，对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因此，侨务公共外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

　　二、中国开展侨务公共外交的优势

　　遍布世界各地约5000万华侨华人兼通中外文化，具备融通中外的传播优势。华侨华人的天然优势，使他们能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选取易于被居住国民众所接受的内容，选择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和途径，同时以“当事人”的角色开展公共外交。这使他们所传播的信息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各国都高度重视发挥侨民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以以色列为例，以色列以海外犹太人为依托开展公共外交，在美国尤其成功。海外犹太人旗帜鲜明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太主义，支持以色列，反复进行“大屠杀”教育并追查纳粹行为。美国每年为以色列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对联合国和安理会任何不利于以色列的决议草案坚持投反对票。

　　侨务公共外交就是通过侨务渠道开展的公共外交。华侨华人既是侨务公共外交的受体，又是主体。侨务公共外交在影响华侨华人的同时，又通过华侨华人的媒介作用，向外国政府和民众传达和介绍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等信息，以消除误解，增进了解、促进合作，从而维护和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

　　侨务公共外交是侨务工作一项新课题，蕴含侨务外宣、华文教育、海外联谊、权益保障等许多基础性工作，对于有效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增强软实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遍布世界各地约5000万华侨华人兼通中外文化，具备融通中外的传播优势。公共外交的重要作用就是沟通不同文明和文化，搭建起不同国家和民众之间交流的桥梁。华侨华人的天然优势，使他们能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选取易于被居住国民众所接受的内容，选择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和途径，同时以“当事人”的角色开展公共外交。这使他们所传播的信息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积极宣传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对华侨华人和中国能实现“双赢”。华侨华人素来重视血浓于水，具有展示祖(籍)国和乡土正面形象的情结，而祖(籍)国发展壮大又为华侨华人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引导住在国人民和政府认识和了解中国、支持中国的对外友好政策，帮助中国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对中国和海外华侨华人来说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这一群体呈现以下新特点：

　　一是新移民和华裔新生代数量增加，分布广泛。改革开放后出去的华侨华人超过1000万，加上大量海外出生长大的华裔新生代，海外侨胞总数已由改革开放之初3000多万发展到5000多万，分布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东南亚等传统侨胞聚居地外，北美、西欧、大洋洲、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侨胞新的聚居地。华侨华人年龄结构年轻化，传统侨团、华商企业面临更新换代，华裔新生代组织、专业协会和青年侨团不断涌现。同时，中国公民探亲、留学、旅游和劳务短期出境人数不断增加，他们既展示中国新面孔，又因拥有巨大购买力而备受关注。2012年世界奢侈品协会数据显示，仅当年春节期间中国游客在境外奢侈品消费就达72亿美元，居全球首位。去年在欧洲购物未退税款项就达8亿欧元。

　　二是海外侨胞经济科技实力增强。华侨华人从传统就业领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据估计，全球华商总资产已近4万亿美元，华人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一支重要力量。海外侨胞蕴涵丰富的智力资源，在欧美发达国家集聚着数百万专业人才，涵盖世界大多数高新科技领域。仅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工程院就有100多位华裔院士，硅谷每年涌现的近5000家初创企业中，约1/4由华侨华人科技人才创办。

　　三是海外侨胞政治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提升。华侨华人谦和、忍让、勤奋和以家庭为重的美德在居住国主流社会中赢得广泛尊重。随着侨胞人数增多、经济科技实力增强以及素质提高，他们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的公民意识、参政意识和维权意识增强，逐渐摆脱“只重事业发展不问政事国事”的传统做法，走入社会主流。更多华人加入主流政党，参与选举，进入议会和政府，并通过游说、质询等方式表达诉求。部分华人成为部长、州长、市长、大使和各级议员。当地政要更加重视华人的作用，主动争取华裔族群的支持。

　　四是海外侨胞对祖(籍)国民族和文化认同增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升，海外侨胞与祖(籍)国联系更加紧密，开展交流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的积极性高涨，推动中外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意愿强烈，保持民族和文化特性更加自觉。遍布世界的2万多所华文学校、2万多个华人社团、数百家华文媒体以及独具特色的唐人街、中国城、中餐馆和中医诊所等，已成为传播中华文化、丰富各国多元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在海外推广中国语言文化基础最牢、覆盖最广、效果最好的平台。

　　侨务公共外交也涵盖“游说”。游说是中性的做法，在中国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到春秋战国时代，游说更是向治国者阐述自己治国方略的普遍方式，游说者被称为纵横家，像苏秦、毛遂、冯驩等都是游说高手。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游说作为合理、合法、合情的公共外交手段被各国广泛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