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析“签字背书”新政 称重在落实问责机制(2)

　　签字只是程序性环节，重在问责

　　任建明认为，“签字背书人”最后怎么问责，具体的要看个案去讨论。至于能否在个案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一些监督者应承担的责任，以及监督过失和失职的处理办法，还有待研究。在他看来，目前“签字背书”是具有鲜明的领导者个人风格的措施。而签字只是一个程序性的环节，更重要的是问责以及问责的实施。

　　“‘签字背书’的要求，强调的是权责对等意识。”刘剑文表示，这种做法存在被效仿的可能性，但这应该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长远的考虑是应当将这一要求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落实。

　　任建明提出了两个完善的建议，要么针对监督机关制定专门的问责机制，要么把过去党政干部的问责条款进行扩充，明确把对监督权的问责加进去。

　　“如果有了这些详细的规定，所有的监督工作都应该‘背书’，应该进行程序化的规定。”他举例说，组织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的时候，要征求纪检机关在廉政方面的审查意见。那么，在审查的意见书上，负责的纪委书记或其他分管的副书记就要签字。

　　“只是一个‘背书’而没有责任认定的话，也一样没有作用，需要具体的问责条款支撑。”任建明说，应该把领导者个人的要求变成正式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更普遍的约束力。

　　根本在加强财税法律制度建设

　　众所周知，业务招待费属于“三公经费”之一。这也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的重点所在。

　　刘剑文表示，这么多年来，纪检工作的核心问题就是财税制度执行的监督问题，而纪委书记签字的做法，则是为了加强这方面的监督，把这项工作做细、做实。从这个层面讲，这对纪委书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化了他对企业财务的监督职能。

　　不过，相对于事后“背书”，刘剑文认为，事前“背书”的意义更大。

　　“如果是事前‘背书’，就要求纪委书记在招待费的发生过程中随时监督。而事后‘背书’则是和报到上级机关的核查报告是不是真实合法关系更密切。”他说，“这种签字制度可以使得纪检工作做得更扎实、更细，纪检监督不再停留在表面。”

　　刘剑文表示，核查报告的“背书”涉及核查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问题，由纪委书记亲自在核查报告上“背书”，至少能够保证这一报告的真实性，而核查报告的真实性是其他部门判断这一报告是否合理、合法的关键。“目前这一项措施更多地是从党纪、政纪的角度考虑，也就是说行政责任和政治责任多一些。”刘剑文表示，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业务招待费有违法的，就涉及到法律责任的追究问题。

　　从根本上讲，业务招待费要通过完善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以及有关的财务制度等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要对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加以区分，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最重要的是加强法律建设，这是预算法和财务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他说，比如国有企业“三公经费”应该有预算，公司中应该有专门的委员会、经过一定程序做预算，并要看最终的落实情况是否符合当初制定的预算，在过程中是否有违法乱纪的情况。记者 李丽 实习生 苏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