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服刑时利用社会关系谋求减刑不得认定悔改(2)

　　意见重点针对“三类罪犯”

　　张海因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之后，通过多次假立功改判、减刑，最终服刑不到6年就刑满释放。张海案于近期被披露后，引发社会对减、假、暂的持续、强烈关注。中政委此时出台意见，既回应了群众关切，也给了群众更多的期待。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意见条文注意到，意见是在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对减、假、暂条件和程序规定的基础上，对这项工作整体上作出严格规范；同时，突出强调规范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三类罪犯”的减、假、暂。

　　在王光辉看来，突出强调“三类罪犯”非常有针对性，“从最高检掌握的情况看，当前刑罚变更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这‘三类罪犯’的减、假、暂上；在有的省份，‘三类罪犯’的减刑间隔时间相对较短、幅度相对较大，特别是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比例相对过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分析说，这“三类罪犯”普遍人脉关系广，社会资源多，相对容易与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相互串通勾结，进行权钱交易。

　　“这‘三类罪犯’特别是职务犯，本来就是反腐败的对象，如果他们被判刑后通过变通的手段提早出监所，将对反腐败工作造成巨大冲击。支持意见锋芒针对‘三类罪犯’。”陈卫东说，制定出台意见，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

　　实际上，近年来，中央政法机关高度重视减、假、暂工作，通过推动刑法、刑诉法相关内容的修改，完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大力畅通监督渠道，强化执法检查等规范这项工作，严厉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巡视员李豫黔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整体而言，减、假、暂工作一年比一年好。但由于我国监狱押犯处于历史最高峰期，近5年来，全国监狱年均办理提请减刑案50.6万起，提请假释案3.6万起，批准暂予监外执行6160余起；其中确实存在少数违法违纪现象。

　　检察机关在对减、假、暂活动进行监督过程中，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以及违反办理案件程序等情形，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纠正意见。2008年至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监督纠正刑罚变更执行不当68776人次，其中减刑不当55517人次，假释不当8904人次，暂予监外执行不当4355人次。

　　受访的中央政法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在新时期，群众对刑罚变更执行工作的期待和要求越来越高，各级政法机关一定要按照意见精神，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规范执法司法，严防司法腐败，提升司法公信力。

　　不配合治疗不得保外就医

　　林崇中因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判入狱10年，但从宣判当天起，他就开始保外就医。后经查实，看守所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社会医院医生为林崇中制作患有疾病的虚假鉴定材料。林崇中最终被依法收监执行刑罚。

　　在减、假、暂中，暂予监外执行中的保外就医尤为受到社会关注。一些人质疑保外就医是权贵罪犯的“越狱”通道。

　　此次意见明确，对“三类罪犯”适用保外就医，必须从严把握严重疾病范围和条件。虽然患有疾病，但不积极配合刑罚执行机关安排的治疗的，或者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或者自伤自残的，一律不得保外就医。

　　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处长李静介绍说，当前司法实践中，如果罪犯经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鉴定，所患疾病为保外就医的条件和范围，已服刑满1/3以上刑期，评估又没有社会危险性的，经申请可批准保外就医。

　　“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罪犯为了达到保外就医的目的，消极治疗，不服药，甚至自伤自残。”李静说，以往审批保外就医时也会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这次意见作出明确规定，便于今后操作执行。

　　王光辉指出，从严把握严重疾病范围和条件，即“三类罪犯”患有疾病的，经诊断病情不严重的，不得保外就医。

　　“三类罪犯”执行刑期延长

　　除了保外就医比例相对较高之外，“三类罪犯”减刑普遍较快也是客观事实。针对这一问题，意见适当延长了“三类罪犯”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和幅度。

　　如意见规定，“三类罪犯”被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执行2年以上方可减刑，一次减刑不超过1年有期徒刑，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1年以上。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执行2年以上方可减刑，一次减刑不超过1年有期徒刑，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1年6个月以上。

　　而当前罪犯减刑统一为：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一般执行1年6个月以上方可减刑，一次减刑一般不超过1年，有立功重大立功表现的一般不超过2年。

　　专家们向《法制日报》记者算了一笔帐：以前“三类罪犯”到点就减刑，判处有期徒刑的至少服刑1/2刑期、判处无期徒刑的至少服刑13年、判处死缓的至少服刑17年；按照意见计算，刑期分别增长至2/3、17年和22年。以死缓犯为例，最低刑期增加了5年。

　　在从严把握减、假、暂的实体条件中，让长期研究犯罪学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宗宪拍手称快的是：关注了罪犯是否主动退赃等问题。

　　意见规定，对“三类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不仅应当看所有罪犯减刑都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是否悔罪认罪、遵守法律监规、接受教育劳动等，还要看其是否“通过主动退赃、积极协助追缴境外赃款赃物、主动赔偿损失等方式，积极消除犯罪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这‘三类罪犯’都涉及经济问题，而且往往在案发前转移了非法所得；把主动退赃、协助追赃纳入悔改表现，加大了惩治力度，提升了打击的社会效果。”吴宗宪说。

　　与此同时，意见明确，“三类犯罪”要通过技术革新或发明创造认定“立功表现”或“重大立功表现”，技术革新或发明创造必须为其独立完成，且经省级以上主管部门确认。

　　“这将有效杜绝一些罪犯实际未参与，借助项目与其他罪犯一起对技术革新或发明创造‘冠名’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滕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