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面对地方债心态各异 部分官员过年像过鬼门关(2)

　　“过年像过鬼门关”

　　“一年当中，前3个季度是建设局，到了年底就成了信访局。”湖南省西部山区一个贫困县住建局负责人提起地方债，苦恼又无奈。

　　他说，县城道路等公益项目融资，其实就是靠拖欠工程款。到去年底，欠款达1.42亿元，其中既有材料款，也有农民工工资，最长的一笔欠了七八年。每年过年期间，全局上下都像过鬼门关，大家到市里、省里去“截访”债主，成了家常便饭。每年底都要筹些钱，给各个欠款项目和债权人支付一些，主要是为了息事宁人，把欠款建设的“游戏”继续下去。

　　内蒙古一家建筑公司在西部某县垫资修路，共投入8700多万元，完工以来一直派专人盯在当地向政府讨债，如今已三年多了，一分钱也没要到。“不是不给，是真的没钱”，当地政府负责人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诉苦，“这钱只能慢慢还，每年付个三五百万，要是一次性支付了，政府就揭不开锅了。你看我们的办公楼，危房已经好几年了，没钱修。”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经济以农业为主，最大的税收来源是一家酒厂，但最近两年酒厂生意不好，税收大幅下滑，连财政供养人员发工资都有压力。

　　一些基层干部对地方政府举债成本一路走高深表忧虑。湖南省常德市一位干部介绍，现行的政府性融资没有“正门”，融资大多通过中介机构实现。他说：“高利率也要咬牙贷，为什么？怕资金流断链。如短期的‘过桥’资金，12%至15%的利率，这是个无法持续的金钱游戏，利息越来越高，效率越来越低。”

　　在一些资金需求迫切的地方，有的干部抱着“只要能弄到钱，干什么都行”的心态。广东省一位干部说，由于有关部门对发城投债的要求较高，有的地方在实际操作中就需要通过调整财务报表、注入资产、提供文件等手段去争取，“搞一些不真实的材料，或者搞一些不真实的业绩，为了筹集到资金，不择手段。”

　　“最担心土地价格下跌”

　　由于房地产市场出现波动，使得来自于土地的财政收入下滑，这让一些地方干部忧心忡忡。

　　辽宁本溪高新区一名干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由于涉及土地的收入下降，今年高新区财政收入可能要比去年减少5亿元。“高新区还在建设初期，工业和商业税源处于涵养阶段，税收还离不开土地。但现在地价下滑，而且土地开发得也已经不少了，下一步的发展资金将更加紧缺。”

　　“现在拆迁、动迁越来越难，如何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对地方政府来说确实是个重要课题。”这名干部说。

　　东部一位基层财政干部说，目前经营土地的成本越来越高，包括征地费、指标费、新增土地使用费、耕地使用税，等等。

　　“现在最担心土地价格下跌，财政收入减少，储备土地变少。”东部一个地级市地税官员直陈，当地土地出让金占到可用财力的四成，房地产相关税收占到税收收入的20%以上。由于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只能借新还旧。“房地产价格一旦下降，政府日子很难过。”

　　“我们最担心土地政策变化。”多位受访地方干部说，税收政策调整对乡镇影响不大，当地更依赖于土地出让金。从国家政策调整情况来看，今后土地出让收入只会越来越少。“建议上级逐步减少对地方税收的分成，抽得太多，一旦土地出让金不够了，乡镇政府连人员经费都凑不上了。”

　　“债务还不上谁来兜底”

　　对于如何化解已经显现的债务风险，受访基层干部开出形形色色的“药方”。

　　有地方领导公开说：“我们才不管债务，当年沿海地区发展时，我们没有发展。现在我们借了债，将来还不上肯定要中央来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历史上曾有过国家兜底化解“三角债”的先例，所以“国家来兜底”的观念在一些基层干部中颇有影响。

　　广东省一位干部说，政府不能用投行“击鼓传花”式的思维做融资，地方债要“自家孩子自己抱走”，如果真的抱不了，就要省里甚至国家出手，但施救的同时一定要有责任追究。对于个别地方债风险，需要针对不同城市的不同现状，采取不同方式拔出“引信”。各地可以针对辖区内的地方债设立一笔风险准备金，密切关注债务状况不好的地方，如有异常，随时采取措施。

　　也有基层干部认为地方债风险问题不大。湖南省常德市融资与债务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我国仍处于一个相对高速的发展阶段，足以应对各地有限的债务规模。有些风险不是信用危机，而是一个与期限、利率、增长幅度相关的结构性问题。

　　“解决地方债问题要化繁为简。”这位干部建议“三急二缓”：当务之急一是对现有债务视同主权债务处置方式，在实行地方政府担保之外，解除其他所有抵押担保；二是地方性债务全部延期到10年以上；三是利率全部回归基础利率水平，包括信托与基金产品。相对缓和的办法：一是发行地方债券置换现有临期债务；二是成立一个专业的政策性银行“接盘”。（记者 刘军 苏晓洲 叶前 王圣志 冯雷 沈翀 李斌 杜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