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应有勇气接受增速低于7.5%

　　廓清中国经济三大疑题

　　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很可能达到平均7%以上。和以前的高增长率相比，这也许要低得多，但从全球标准来看依然绰绰有余。如果这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那么它仍将是世界其他国家所羡慕的对象

　　针对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形势，国内外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境外的一些机构甚至出现了中国经济衰退的论调，并由此提出三大质疑：中国经济是否失去增长动力？中国目前面临的信贷风险是否可控？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加大是否正常？

　　事实是否符合上述疑问？中国经济当前究竟是怎样一种运行态势？未来又会呈现出何种状态？围绕着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热点问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多位宏调政策权威人士，以期廓清当前中国经济诸多疑惑之处。接受采访的学者如下(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尹中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孙学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向松祚：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宗良：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是否失去增长动力

　　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一定要追求GDP增速，只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现金收入能够增加，只要新增就业人数增加，只要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没有太大变化，应该有勇气来接受经济增速低于7.5%这样一个现实。更何况，中国经济未来潜在增长率仍然在7%左右的较高水平。

　　《瞭望》：尽管9月份PMI与8月份持平，但8月份PMI、工业增加值等经济数据出现回落，仍然较为明显。因此，国内外一些机构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的担忧，究竟应如何判断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

　　孙学工：PMI一般在月初就出来了，主要是为了预测当月的工业增加值，并不是为了进行长期预测。相比而言，月中公布的工业增加值更能准确反映需求、投资、消费、出口等方面的情况。

　　8月份部分经济数据下跌程度较大，涉及行业面较广。工业增加值6.9%的增速是自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最低点，出乎大家普遍预期。从上游的采矿到下游的制造业、发电等都出现了下跌。这是供给面的情况。

　　在需求面，投资、消费、出口增速都呈现下降，且投资形势较为严峻，下降幅度比较大，1～8月比1～7月下降了0.5个百分点。各类物价指标也在下行，CPI降至2%。发达国家把2%作为一个政策目标，低于2%就认为是通货紧缩。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前几个月降幅在缩小，但8月份降幅又扩大了，这反映需求不足的局面有所扩大。总的来说，8月份的数据确实比较严峻。

　　《瞭望》：哪些因素导致了8月份经济数据的回落？

　　孙学工：根据我们的估算，短期的因素和趋势性变化的影响各占一半。如果没有短期因素的影响，8月的工业增长应该在8%左右。

　　短期因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基数原因。去年8月份是全年工业增长的最高点，达到10%以上的增速。基数的影响可能下拉0.5个百分点。

　　二是天气的影响。8月份的平均气温比去年低了1摄氏度多，导致用电量下降。用电量的负增长，根据测算对工业增长有0.3%的影响。

　　三是库存影响。今年前几个月库存增长比较快，1～7月份20%多的增长大幅高于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这可能引起企业调整库存的行为。三个因素合计起来拉低工业增长1个多百分点。

　　但8月份比7月份下降了2.1个百分点。剩下的大约1个百分点的下降是受到趋势性因素的影响。

　　一是房地产市场进一步疲软。房价下跌范围和房地产销售跌幅的继续扩大带动房地产投资下降幅度扩大。房地产市场的调整还会持续影响经济增长。

　　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活跃程度在下降。1～8月份地方项目投资比1～7月份下降了0.6个百分点，降幅比中央项目大。这一方面与房地产市场有关联，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减少，而融资又比较困难。另外反腐、改革等因素导致地方不作为有所抬头。另一个需要关注的变化是，基础设施投资1～8月份的增速比1～7月份下降了1.5个百分点。降幅大于房地产0.5%的降幅。

　　三是民间投资积极性也有所下降。1～8月份民间投资增幅下降了0.6个百分点，比整体投资降幅(0.5%)还要大。这反映出对预期不够乐观。

　　《瞭望》：经济运行中主要有哪些亮点呢？

　　尹中卿：从上半年的情况看，经济结构有所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12.4%和11.2%，明显高于工业整体增速。

　　二是服务业增长8%，继续快于第二产业。特别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技与传统产业深度结合，云计算、大数据应用水平提高，智能手机销量增长27%，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超过6.4万亿元，其中网络零额增长33.4%。

　　三是上半年节能减排成效明显，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4%，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减少2.26%、1.87%、2.67%和5.82%。

　　四是压缩过剩产能取得进展，高耗能行业投资、生产增速均明显放慢，上半年钢铁行业投资下降8.4%，粗钢、有色金属、水泥产量增长分别放缓至3%、5.4%和3.6%。

　　五是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有所控制。截至6月底，地方政府直接债务余额比2013年底增长0.9%，债务增速同比回落12.3个百分点，非常有助于债务风险的降低。

　　《瞭望》：今年以来，政府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使得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在你们看来，宏观政策还可以往哪些方向发力？

　　孙学工：宏观调控现在强调定向调控，精准发力。定向调控的领域在力度上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像基础设施类投资下降比较大，今年稳增长的一个关键就是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来弥补房地产投资下降的影响。例如，中西部铁路建设、环境污染治理、城市管网建设等领域还可以向棚户区改造一样出台一些定向政策。

　　此外，中央要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现在企业经营处于相对比较困难的时期，贷款成本过高。应采取综合性措施改变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尽快引导贷款利率的下行。

　　在消费方面，还需要打破消费禁区。对一些高档消费不应简单禁止，而应合理引导，或者使其成为财富转移的一种手段，例如实施高税率等。市场上毕竟存在这种需求，完全禁止就导致消费外流。

　　在投资方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模式比较热门，但在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需要各个部委的配合，尽快消除政策障碍，形成一套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安排，既带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又促进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从而释放社会需求。

　　宗良：财政政策，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受营改增减税、化解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调整和财政收入基数提高等因素影响，财政收支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未来应在继续优化支出结构的基础上，考虑把降低中小微企业税费负担、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加大地下基础设施建设等作为重要政策选项。

　　货币政策，应在稳定总量的同时实行定向调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货币存量规模仍然较大。随着出口逐步改善和人民币波动更加平稳，外汇占款将平稳增长。由此可见，流动性格局并未发生方向性变化，货币池子的规模足够大，没有全面增发货币刺激经济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全面的宽松政策，往往导致资金流向房地产、融资平台和一些产能过剩行业，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领域和小微企业仍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会带来金融体系风险上升和结构失衡加剧。定向宽松则可以减低被“挤出”部门的融资成本，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目的。

　　尹中卿：展望今后经济走势，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和积累的风险，又要看到我国经济具有巨大韧性、巨大潜力和巨大回旋余地。应该把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宏观调控艺术和水平。

　　尤其需要把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李克强总理提出经济运行要把握GDP增长率和失业率下限与通货膨胀上限。现在看来，通货膨胀超过4%或5%，短期内没有苗头，但经济增长低于7.5%的苗头却很明显。

　　前几年一味“保8”产生一些问题，如果花太大代价“保7.5”是否值得？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一定要追求GDP增速，只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现金收入能够增加，只要新增就业人数增加，只要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没有太大变化，我们应该有勇气来接受经济增速低于7.5%这样一个现实。

　　《瞭望》：从中长期角度观察，预计未来的经济会呈现什么样的态势？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有哪些？

　　孙学工：增长前景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观察。

　　从潜力的角度，中国经济确实处于潜在增长回落的阶段。有劳动力减少的因素，有环境的因素。经济增速下降肯定是一个趋势，关键是降到多少。悲观的人认为是大幅度下降，甚至认为是硬着陆。但我们的回落是一种平缓的回落，而不是一种急剧的回落。我们的测算是，到2020年潜在增长率在7%左右。

　　一方面，尽管劳动力数量在下降，但劳动力质量在提高。今年大中专毕业生达到717万人。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科技人才的人力成本远低于国外研发人才，进行研发创新的相对成本降低；另一方面我们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1.98%，经济增长越来越需要靠创新、升级，中国现在的研发投入绝对值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这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促进，将形成市场驱动的强大创新机制，并将持久发挥作用。

　　再有，我国过去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供应链、产业集群，其作为一个集群的优势不会短期丧失。尽管有些产业因为劳动力成本问题需要走出去，但就大部分产业而言，尤其是要求有一定的配套、技术水平的产业，不会短时间转移。

　　从需求角度看，我国的城镇化率按照常住人口算刚超过50%，实际能够享受到市民服务的户籍人口不到40%。未来还有30%～40%的城镇化提升空间。这会创造出巨大的对基础设施、服务业、制造业的需求。现在出现的一些过剩产能放在未来城镇化进程大背景下，未必没有市场扩张空间。

　　从地区差距看。我国人均GDP是6800美元，沿海省份已经超过一万美元，而内陆、西部地区还很低。落后地区的追赶还有非常长的时间，这可以成为未来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另外我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这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我国仍然具备中高速增长的条件。现在的关键是通过改革把供给和需求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现在体制上对供给和需求潜力的发挥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推动改革来释放这些潜力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