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工人如何升级：生产线已无法养活一对小夫妻(2)

　　侄儿才来一周，就压到了食指。他得到了一万零四十块的补偿，十年了，这数字徐大奎还记得。

　　这男孩才20岁，还没有恋爱过，没有跟女孩子拉过手。

　　产业升级了，他们被剩下来

　　随后，徐大奎才强烈的感觉：“我们厂不行了。”

　　流水线眼见着一年一年不景气起来，同沙工业园内，大部分是传统产业开始走向没落。

　　而这好时光是随着全国乃至世界的制造业转型而发生着巨变。

　　2004年，东莞市政策研究部门的一份调研资料显示，当年2月初，该市劳动部门曾做过调查，劳务工人的供需缺口为23万人。但经过了实地调查之后，东莞市委政研室与劳动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否定了这个数字。刚从东莞调查归来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则估计，东莞缺工可能达70万～80万人。

　　东莞企业用工环境较差，很多用工需求不够合理。东莞官方的调查组认为，造成当年企业“招工难”最直接的原因是“普遍的企业用工条件不好所致”。一份报告显示，全国24个城市企业的新员工工资平均为每月660元，长三角6城市的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平均数高8.5%，深圳高5.4%，东莞却低了16.8%。

　　随着各地经济竞相发展，劳动力早已分流，增资扩产和产业结构提升，这一切都更加制约了东莞的招工。十年后，东莞用工难的境况更加突出。

　　早年，工资按月发，现在，钱是分期给的，第一个月给200，二个月给500，一点一点涨上去，半年才付清所有的工资，分期给是怕员工走，走了不好招人。这方法虽然野蛮，但也透着整个行业的无奈。

　　“我们这边的小厂子都倒闭了。一个月租金十多万，一天挣不了多少钱，给厂房开钱，给员工开钱，除去水电还有多少？你看看那一片，”徐大奎用手指向远处的荒凉的工业园，“员工都到浙江一带打工了。说那边私营企业多，效益好，工资高一点能发到三四千。”

　　当年徐大奎干了十来年的铁罐厂老板也退出了这个行业。老板六十岁了，跟不上制造业转型的潮流，靠着几十年攒下的钱，开开车，钓钓鱼，四处转转。这几十年他的身体也坏掉了，高血压、糖尿病，厂子倒了，他这一生的事业也完了。现在的他完全没有一点儿老板样子，像个退休老人了。

　　厂子一个一个倒了，年轻人另谋出路，可老一代工人适应新技能已经有难度。和徐大奎同批的老工友们，很多新厂都不要了。他们要更年轻、或多少掌握一门技能的人。

　　他们无处可去。工业转型、企业更替，大时代的变化像潮水一样从他们身上漫过去。时代把他们淹没掉了。

　　可他们很多人还留在东莞。他说自己没有别的地方去，他那一代人，不投亲靠友是不敢随便闯的，人生地不熟，“干什么都好难干。”

　　20年来，徐大奎没存下什么钱，说起朋友，就只有老乡最亲。见面掏根烟，说句话，再张口借个千八百块钱都没问题。

　　这20年里，东莞的经济曾经以每年18%的增长率高速发展着，代价是一代人的青春、健康、土地资源的破坏，以及水、大气污染与大量的粉尘及噪声。

　　产业转型中，东莞市政府提出，以后要进一步通过科技手段和其他的工业化、信息化结合的手段，提升产业发展水平，降低能耗和各种排放。2014年，东莞的外贸出口达到了4.9%的增长，科技研发平台、科技项目、专利申请量也在提高，制造业辉煌的时代即将过去了。民工不再是这里最需要的资源。

　　同沙工业园也萎缩下去，早年，这一带园区是现在的两倍，现在划出一半的地段盖起了“东城科技园”。住宿、娱乐、生活设施都建在这一边，旧有的工业园已经处在了城市发展的边缘。

　　不仅仅是同沙工业园，整个东莞的用工都在制造业转型期遭遇了阵痛。2014年4月5日，东莞最大鞋厂——裕元鞋厂几千名员工因质疑厂方以临时工标准为工作十多年的员工购买社保，与员工签订无效劳动合同，聚众抗议。裕元集团则受成本因素影响，早已开始缩小在中国的业务，将生产线转投至印尼和越南等工资更低的区域。而裕元在东莞的多个厂区也早收缩，部分厂区租赁使用权早易主。

　　徐大奎感觉不到这些，他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只知道有的老乡还在厂子里干着，人已经50多岁了，他们等着要是干到退休，社保买够了，65岁之后就能拿补助了。一辈子就算挣出了个养老钱。

　　采访时，他又接到一个工友电话，电话里，老工友告诉他，自己的肾坏掉了，小便排不出，浑身浮肿，到医院里排尿，一次排出三四公斤。半个钟头里，老友说自己“得的就是死病，你要有工夫，回来看看我。”

　　徐大奎答应着，哭了。

　　希望儿子不用再计件讨生活

　　徐大奎说，儿子小时候聪明得很，养在河南老家，是他心里的一个盼头。当时希望儿子好好念书，就不用走自己这条路了。

　　他很少回家，计件的工作，多干一点是一点。说白了，赚钱不就是为了这一家子。

　　离家3年后，妻子提出离婚。原因是“长期分居，没感情了。”她在外面有了人。扔下孩子另嫁之后，孩子托给了姑姑。15岁那年，儿子说他念不下去了，不想上学，想打工。

　　于是，15岁的儿子被他接到东莞，带到工业园。

　　说起那个年纪的儿子，徐大奎眼里露出怜惜。说他年龄小，不过他个子长的高，一米八，电子厂、手袋厂，什么地方都要他，自学的蹬电车、开机床，扎手袋扎衣服的活儿全能干。

　　“这孩子肯吃苦，自己知道操心”，徐大奎觉得安慰，“我嫌他小，想让他先玩儿一年，可他自己都玩儿不住，自己要进厂。不加班的厂他还不进！他下班再加班两三个钟头，九十点多，回家冲个凉就睡觉了，钱赚了都拿给我存着，从来不乱花，一点烟瘾没有，也不赌博，就闲着喝点酒——男孩嘛！喝点酒也是正常，你说是不是？”

　　他们的小孩子多数都养在老家，从小失于管束，比起老工友的，他的儿子算不错了。

　　老乡们孩子们，很多也是十几岁开始进入东莞这个声色迷离的城市，很快学会了上网、成本不高的赌博。六合彩在这些孩子中很流行，每个月两三千块钱，赚得辛苦，花得也快，“自己玩玩，赌博、买马、吸烟、喝酒，半个月就花光了！”

　　但他们还是愿意把孩子带进这个城市。带过来“谈个厂子里的女孩子，比老家便宜”。

　　徐大奎的儿子就跟厂子里一个年轻女孩结了婚，两人离开流水线去了农贸市场。生产线已经无法养活这一对小夫妻，和一个刚满一周岁的婴孩。

　　现在儿子酒都戒了。他依然卖着劳力，在农贸批发市场里，帮摊主装卸鸡蛋，忙的时候一天一个人装卸40吨，热的整日里光着膀子，肚子上被鸡蛋筐磨出一道茧子。

　　可这累跟厂子里的累不同，他干一天赚一天的钱，生病了、太累了，就歇一天顶多没有钱赚，厂里是一天不干要倒扣工资的。现在，儿子一个月能赚7000块，比厂里工资多了将近一倍。这钱他要存下来，将来在农贸市场买个小货车，用车送鸡蛋，慢慢就可以从装卸工脱离出来，说不定还可以租个小摊位，当上小老板。

　　当然，这都是父子俩关于将来最好的设想。也许有个数据可以支撑徐家父子这个梦想——2014年12月，作为产业结构优化指标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东莞为53.02%，在广东省排第三名。

　　徐大奎不会理解这个指标意义。第三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而对于徐家父子来说，这或许是城市经济转型能给他们生活带来变化的契机。总之，他希望儿子比他更自由。不用再一件一件地计件讨生活，不用冒着压断手指的危险，他的生活里可以有自由、安全感和保障。而他自己呢？“我手里不需要什么钱，都是孩子的。”他说，“我还能再干个十年没问题。”

　　说“不”也要底气

　　3月的东莞已经转暖，路边的女孩子三五成群，她们看样子进城不久，乡音还重，身材微胖，脸色黑而健康，穿着紧身的红粉衣裳。

　　在流水线上，徐大奎从青年变老，儿子从少年变成了父亲。如今，又一批少年少女过来了，他们十几岁，问起身份证扭捏躲闪，老板也不是真的介意。低龄上工已经是这里默许的事实。

　　年龄小的这个姑娘比她的前辈们说更多的“不”，“受不了家具厂的木屑和灰尘。”“电子元件要伤手的，我一个老乡做了一周，手肿到老大！”“给鞋刷胶气味难闻”“一个月要是给不上3000块，吃什么，喝什么？不如让我男朋友养我好了。”

　　“我不开机器”，她提出要求，“不加夜班，不要有危险，不要有味道，发烧可以请假，可以出去住，自己烧菜吃，而不要住在厂子里。”可她会做的太少了。文职不行，品检不行，对一个毫无技能的农村女孩儿来说，她几乎没有挑选的资格。

　　三天里，她转了几十个厂子，一个都没有进去。对这类少年来说，工厂是赚的血汗辛苦钱，可没有这类工厂，他们甚至连赚到钱的地方都找不到。生活对他们而言是残酷的。

　　路过东莞市东城振中五金厂的时候，老板很想将她留下。老板广东人，瘦长的脸，透出精明相，说，淡季的时候只有基本工资了，旺季么，那时只要你有力气，来钱就容易了。“房子里不能煮菜？”女孩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煮了嘛！”老板半哄着。

　　女孩咬了咬嘴唇，思量着转身要走。

　　老板在身后叉着手吐了一口口水，“你想要赚钱，你就有本事的话一个人做四五份工，你去赚哦！你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