洒血沃中华 捐躯筑长城——回望全面抗战的史诗历程

　　洒血沃中华　捐躯筑长城——回望全面抗战的史诗历程

　　1938年9月的秋风冷雨中，25岁的光未然由壶口渡黄河，奔赴吕梁山抗日根据地。

　　岸边拉纤的船工逆着狂风浊浪，佝偻着，匍匐着，低吼着，身躯贴着黄土地。

　　目睹此情此景，壮怀激烈的年轻人创作了组诗《黄河吟》。

　　音乐人冼星海得闻此诗，乐思如涌，把自己关在延安一座土窑里6天，一气呵成8个乐章——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黄河大合唱》由此响彻神州。

　　当此生死存亡之际，古老的中华民族抗争意志澎湃汹涌，四万万华夏子孙的力量汇成浩浩荡荡的全面抗战洪流。

　　人不分党派，地不分南北，有死无退，毁家纾难。如磐黑暗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旌旗猎猎，全体中华儿女以血肉筑就钢铁长城。

　　正是那“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壮抗争战胜了凶残的侵略者，正是那万众一心、百折不回的民族精神在黑暗的岁月燃起希望之火。

　　“中国同胞联合起来”——在同一面旗帜下，兄弟同仇

　　你从没有看见

　　敌人的残暴

　　如同今天这般；

　　也从来没有看见

　　黄帝的子孙

　　像今天这样

　　开始了全国动员。

　　——《黄河大合唱》

　　“国势危殆至此，舍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1938年8月2日，郭沫若在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的欢迎宴会上，含泪朗诵《又当投笔请缨时》。

　　5天前，他离开日本回国。20天后，他出任淞沪抗战爆发后新成立的《救亡日报》社长。这份爱国抗日报刊由国共两党共同出资、共同派员经营，影响力一时无二，上海沦陷后仍坚持发刊，鼓舞国人斗志。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发动的民族统一战线将各种爱国力量汇聚成强大的抗日洪流。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此时，中国工农红军仍在长征途中，遭受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当年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

　　次年，在由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中，走在西安游行队伍前排的东北大学学生哭喊：“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7年9月23日，《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发表，向世人宣告，由中国共产党倡导、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从此，士农工商、男女老幼，中国一切阶层都聚集在同一面抗战旗帜之下。

　　在铁道与全国不同轨的山西，晋绥军、国民党中央军和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共同发起忻口战役、太原战役，面对日寇并肩血战。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向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议提出这件11字电报提案，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

　　全面抗战八年间，尽管也曾有波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牢牢守护着中华民族的根基。

　　“各党各派均忘其以往之参商，已联合成一坚强战线，一致抗战。”宋庆龄当年曾经赞叹，“吾人觉悟我大中国为一不可分离之国家，日本阴谋对之将失其力量。”

　　“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在同一片土地上，血沃中华

　　千百万民族英雄，

　　为了保卫祖国

　　洒尽他们的热血；

　　英雄的故事，

　　像黄河怒涛，

　　山岳般地壮烈！

　　——《黄河大合唱》

　　家住湖南芷江的101岁老人张正国，是一名抗战老兵。在他的记忆里，那些岁月是山河破碎、家破人亡的苦难史，更是烽火连天、艰苦卓绝的斗争史。

　　“那个淞沪会战呀，双方投入的兵力有一百万，伤亡很残酷啊。”老人絮絮自语。

　　在上海战事之初，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狂言：3个月解决中国问题。西方世界也普遍认为，中国无法对日抵抗，因为彼此的军力别如霄壤。

　　淞沪会战一役令世界惊诧。英国驻军总司令史摩莱少将感慨：我们都是经历过欧战的军人，但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敢死队员更英勇、更壮烈的。

　　战争狂魔发现，速亡中国的迷梦渐成泡影。

　　就在日军长驱直入时，八路军115师因地设伏，击毙日军千余人，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大捷，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打破。

　　今年98岁的老兵胡利东回忆，“七七事变”时，一个连只有两挺机关枪、二十多支步枪，步枪还是晚清时期的“汉阳造”。“剩下的人全拿着大刀片。”他当时是新兵，拿的就是大刀。

　　尽管中国军队连最基本的枪炮都难以保障，但军器之缺乏“为人民之愤怒所填补，伊等均准备为防守祖国而牺牲”。

　　1940年，抗战进入异常艰难的阶段。日本一面企图诱降，一面对成都、重庆的狂轰滥炸以逼和。“东方慕尼黑”的乌云笼罩中国。

　　当此之时，八路军、新四军毅然发起“百团大战”，凭借“小米加步枪”的简陋装备，投入20余万兵力，鏖战三个半月，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俘获日伪军18600余人。

　　在那难觅光明的无边暗夜里，此战犹如点亮了一支火炬，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

　　抗战相持阶段，战斗更为激烈。老兵吴淞对被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的常德保卫战记忆犹新：1943年12月3日，“从德山老码头到孤峰岭，不到一公里就死了1400多人。”

　　苦战6天，中国军队收复常德，固守核心阵地的虎贲部队(57师)八千余人仅83人生还，吴淞所在的营只剩3人。

　　侵略者越来越举步维艰，中华民族的地平线亮起了正义压倒邪恶的曙光。

　　当欧洲与太平洋战场的英美盟军与苏军向德意日法西斯发起战略反攻时，东方主战场的中国军人也拉开了对日反攻的大幕。

　　八路军、新四军在各根据地周边展开反攻，并进军中原、湘粤、苏浙，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一年间，共作战11000多次，解放上万村庄，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

　　在滇西、缅北战场，中国驻印两个师全面反攻，连败日军第十八师团。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抢通中印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