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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张蕴岭:为什么说全球化没有死亡,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

重磅|张蕴岭:为什么说全球化没有死亡,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

2021年10月19日 11:54 来源:中国新闻网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视频:【东西问】张蕴岭:为什么说全球化没有死亡,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来源:中国新闻网

  (东西问)重磅|张蕴岭:为什么说全球化没有死亡,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

  中新社威海10月19日电 题:为什么说全球化没有死亡,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

  作者 文龙杰 杨兵 王娇妮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之下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为本就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今世界更添“不确定”,如何探寻纷繁和变乱中的脉络和出路?全球化是否已死?权势转移是否会发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张蕴岭曾任第十、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其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给出观察与分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有人提出的“全球化已死”?

  张蕴岭: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典型特征,很少有国家置身事外。近年来,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声音、势力和行动突然涌现出来。有人认为全球化已死。我认为,全球化并未死亡,而是进入了新的调整期。为什么要调整?因为全球化出现了一些问题。

  其一,失衡问题,地区失衡、产业结构失衡。相互依赖、对外开放、产业链、供应链有利于分工和参与,有利于经济效益和增长,但是,过度分解和过度外移会导致失衡。如,大量外移会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即当产业外移出去后,如果没有新的产业替代,则会导致原有的产业带衰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是必要的,但需要有产业政策支持,推动新产业发展,填补“空心”。像美国的芝加哥地区,是传统产业的基地,产业转移后没有替补更新,成了衰落的“铁锈地带”,那里的反全球化的声音就大。

  其二,发展的安全问题。经济学理论认为,供应链越长越好,精细分工提高效率,但疫情一来,出现了断供问题。最先受到冲击的是汽车行业、电子产品,这些行业的产业链最为细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政府就开始反思,不能一切都依靠外部。要保障基本供给,要有核心保障,为此,企业、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出台相应政策。美国把发展安全问题政治化,开始对中国的供应链参与、高科技参与采取脱钩政策,出现了发展安全的政治化、泛化。这也成为反全球化的依据。对各国来说,从政府、企业,到个人,都必须关注,但是,走向极端也是有害的。

  其三,财富的“极化”问题。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大者得势,能者胜出,因此,财富向大者、能者集中。全球化越发展,财富积累的两极化越严重。所以,出现了对全球化的质疑和反对。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出现了反华尔街运动,华尔街代表着全球化的获利者。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反全球化的势力也剧增。

  这上述背景下,全球化进入调整期,但开放、分工、供应链等都不会终止,新科技还会助推新的全球化发展。

资料图:“地中海马汀娜”轮内的集装箱等待吊起。张进刚 摄
资料图:“地中海马汀娜”轮内的集装箱等待吊起。张进刚 摄

  中新社记者:全球化的调整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蕴岭:政策层面,政府会更加重视本国基本必需品的安全供给保障能力,降低重要必需品的对外依赖程度,加大产业回归的支持力度,采取措施限制核心产业流出,如核心科技、国计民生关键产业,甚至可能会在法律法规层面增强限制力度。许多国家都开始制定更为严格的外资审查与批准法规,限制外资进入核心技术领域,严防外资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以低价购买本国企业。如此看来,以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与政治安全为理念的“民族保守主义”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尽管如此,没有一个国家宣称要对外关闭大门,美国也不例外。美国政府考虑更多的是政治,是限制对手的竞争能力,毕竟美国只有依靠世界市场才能利益最大化。

  经营战略层面,企业将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安全。为此,可能会缩短供应链环节,力求掌握核心环节,为降低运营成本,会大规模使用机器人等智能化技术。但是,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更加重视国际市场的机会,因此不会退缩到国内。相反,它们会利用掌握的新技术构建基于世界市场的大网络,把更多的企业纳入物联网之中。

  社会层面,公民对政府的诉求压力增大,要求限制外来资本、外来人口流入,保证就业机会,提高社会保障力度等。不过,也有更多的公众依靠更开放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获得更大、更好的就业与发展空间。因此,尽管原来的自由主义将失势,但是,全球化与公众利益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极端的排外主义势力难以得到大多数公众支持。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chinanews.com/'>中新社</a>记者 杨兵 摄
中新社记者 杨兵 摄

  中新社记者:全球化未来将呈现何种趋势?

  张蕴岭:从未来趋势看,全球化理论与舆论转向“有管理的全球化”或“有限制的全球化”。尽管如此,作为全球经济社会运行集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不可能被简单抛弃。作为一个发展的进程,全球化可调、可控、可变,但不可逆,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社会群体,都不可能全身而退,退缩到封闭的所谓“部落社会”。比如,政府可以支持企业回归,但不可能强制企业回归。在现实中,为数众多的企业是回不去的,特别是那些依赖当地市场与要素资源生存的企业。

  新冠肺炎疫情总会过去,有关后疫情政策、经营战略与公民意识的思考、讨论、辩论、调整将会继续,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这被称为对“后自由主义”的反思与转变。不过,就一般规律而言,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悲情、悲观、极端的情绪往往会占上风,但疫情过后,回到正常状态,更为平衡、理性与睿智的意志和行动会逐步回归主流。从以往的历史经验看,每次大灾都会给人类提供教训,让人类变得更为理性与富有智慧,推动进步,而不是后退,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例外。

  就全球化发展而言,新一波浪潮已上场,可称之为网络、数字全球化,即以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推动力,构建物联网,将各个经济社会活动纳入网络之中。事实上,全球化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的联动性也很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政治、国际关系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从大趋势来分析,新型全球化大体有三个突出特点:其一,嵌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大网络技术,构建空间物联网,打破传统国家边界限制,形成空间链接,大网络框架下多要素融合,由此,超越现有的供应链模式,中小公司、个人都被融合到空间网络体系之中。

  其二,市场开放与均衡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改变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唯开放”方式,发达国家更关注全球化下国际财富积累与国内社会经济平衡,各国更关注国家整体安全体系的构建,也就是说,走向更加均衡的全球化。

  其三,现行的国际机构、合作机制与平台将会以实际发展的需要进行调整,特别是要适应新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为新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便利。

中国建博会上的智能生产线展示。程景伟 摄
中国建博会上的智能生产线展示。程景伟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如何因应未来的全球化趋势?

  张蕴岭: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改革开放为中国参与全球化打开了大门,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中国也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和维护者。

  在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政治干预主义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自工业化以来,中国第一次在一些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无论是从自身发展需要,还是从推动世界经济来说,中国目前都能够在推动世界市场开放、维护全球化大趋势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所谓“权势转移”?

  张蕴岭: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来说,权势变局是必然会发生的。历史上,权势是从一个大国转移到另一个大国,也就是替代。但今天的权势转移与过去不同,即权势转移的典型特征不是权势替代,而是权势的分解和分散。

  今天谈权势转移,涉及的主要是美国,它是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和霸权国家,对世界有支配和掌控影响力。但美国的权势会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吗?我认为不会。“多向化”的分解与分散是新时代权势转移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多样化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掌控未来。联合国等国际和区域组织,覆盖了各个领域,将在管理世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全球事务日趋复杂化,企业、个人、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一些领域,国家力量无法主导,将依靠跨国公司。

  如果以新的视角来看待权势转移,也就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了。需要在理论、舆论上建立新的话语体系。从国际变局来说,不能把所有矛头都集中到中美关系。冷战时,苏美对抗确实影响到世界,因为对抗双方形成了两个集团,集团各自都有一个头。现在既没有集团,也没有头。外部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希望中美发生对抗,不愿意组成集团,更不愿意参与任何一方去对抗,因为既与美国有利益,也与中国有利益。如果仍然以旧的理论视角看待问题,把所有问题都与中美关系挂钩,则根本找不到出路了。因此,今天我们分析世界,一定要有多面的、多层的、多向的视角。

  对中国而言,需要考虑和平崛起的综合影响,增加自身战略与目标设定的透明度和融合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让他者可以理解和接受,避免引起战略误解与误判。作为一个复兴的大国,中国期待立于世界舞台中央,但届时立于世界舞台中央的不会只有中国,还会有他者,这是新时代权势转移的又一突出特征。(完)

  受访者简介: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chinanews.com/'>中新社</a>记者 杨兵 摄
中新社记者 杨兵 摄

  张蕴岭,国内外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东北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国际研究学部主任;第十、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亚太学会会长;主要代表作有《寻求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世界大势-把握新时代变化的脉搏》等。

【编辑: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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