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人物丨人大老校长黄达:中国最早正面提出通货膨胀问题的学者之一
中新社北京4月22日电 题:人大老校长黄达:中国最早正面提出通货膨胀问题的学者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宋春丹 黄卫
黄达曾说,自己的一生就像作为一名导游,带领许多人纵览了中国货币银行学一个甲子的独特旅程。2023年2月18日,98岁的黄达走完了这段与金融相伴一生的人生旅程。
“徐徐上涨”
1950年,25岁的黄达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批教员,被分配到“财政信用借贷系”(即财政金融学院前身),为一年制专修科学生讲授“货币流通与信用”。当时他们这些青年教师都没有任何基础,但领导说,苏联专家给你们讲,你们再给同学转述,问题不大。
大家都这么讲,黄达也这么讲,但讲着讲着就觉得有问题了。比如国营企业卖了生产资料,有了货币收入,再给工人发工资,这个过程中难道货币一会儿只有外壳,一会儿又成了真的?1962年,黄达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写成《银行信贷原则与货币流通》,发表在《经济研究》第9期。文章主要是讲,要控制货币流通,关键在于控制银行信贷规模,但人们更注意的是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现金和存款一起,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的货币流通。这个观点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黄达回忆,改革开放前经济学学科分两大类——政治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属于“统帅”学科,包括货币银行学在内的部门经济学则是从属学科。即使彼此很熟悉,搞部门经济学的人也并不容易进入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圈子。但就在改革开放后不久,黄达获得了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块“敲门砖”。
1979年被称为物价改革元年。这年年初,全国计划和市场问题讨论会在无锡召开。这是政治经济学圈子的会,黄达不属于被邀之列。但参会的同事为了多带几篇论文“以壮行色”,要他也赶写一篇文章。
物价改革是当时整个经济学界和业界关心的焦点问题,他也有这方面的思考,就写了一篇《谈谈我们的物价方针兼及通货膨胀问题》。文章提出,推进物价改革是势所必然。作为短期的物价方针,要尽可能控制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不使相邻年度之间有跳跃性的波动;作为长期的物价方针,则应允许物价水平小幅度地、徐徐地上涨。
当时的观点是通货膨胀一点都不能允许,因此黄达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获得了一个外号叫“徐徐上涨”,也由此引起注意,进入了政治经济学圈子。黄达是中国最早正面提出通货膨胀问题的学者之一,那时候提这样的问题需要很大勇气。
1983年,黄达将自己关于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思考进行了系统梳理,写成《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一书,于1984年出版。
这是他最负盛名的理论专著,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等多项奖,对很长一段时间的行政决策产生了较深影响。黄达说,这本书出版后的20年间,自己虽然笔耕不辍,但再没能达到当时的水平。
主政人民大学
黄达1982年就成为国家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但直到1985年才招收了第一批博士生。为了集中精力带好第一届博士生,在他们毕业之前黄达三年没有再招收博士生。1989年至1992年,黄达每年招收一名新生,组成了他的第二个博士生团队。
1991年,黄达正式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黄达认为,要建立真正的现代化大学必须实现学校的国际化,但由于历史渊源,人大的国际联系相比北大、清华等名校少得多。在黄达的力推下,上世纪90年代人大打开了国际交流局面。他推动的美国福特基金会项目——经济学培训中心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谙现代研究方法的经济学人才,这批人后来成为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坚力量。
1993年,黄达成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提出了用“货币供给”概念代替“货币发行”的政策建议。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中国早已在内部采用了国际通用的货币供应量口径进行统计,但直到1994年,决策层才最终采用了这种统计口径。
1995年,黄达出任中国金融学会会长。这是打破常规之举,因为此前这一职务都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担任。
货币银行学保卫战
晚年,黄达越来越将自己的关注重心从金融改革和政策建议转向金融学科建设。
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商学院的“金融学”(Finance)被海归们带回中国国内,使得国内原来的“货币银行学”(也常常叫“金融学”)俨然成了过时的学问。
当时有一种颇有分量的说法,就是国内把央行的活动归入金融范围可能是搞错了,央行的活动属于宏观调控,不属于金融。
2000年4月,黄达赴美访问,打算近距离了解美联储对Finance的用法。他拜访了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等人,了解到美联储“只管money不管Finance”的说法,其含义就是资产价格不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他感到,此行收获颇丰。
2001年,他在西安做了题为《金融、金融学及其学科建设》的演讲,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思考结论。他说,西方日常使用的Finance,比中文中“金融”的概念外延大得多;用来专指资本市场和微观金融管理的Finance,则小于中文“金融”概念的外延。Finance专指微观金融分析,“金融”则包括微观金融分析和宏观金融分析两方面。
他认为,既不能要求外国人按中国人的习惯使用Finance,也不能要求中国人完全按外国人的定义来理解“金融”的概念,唯一的选择是“和平共处”。
问题的来龙去脉厘清了,争论也就悄然偃旗息鼓了。
2013年11月,黄达凭借“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高票荣获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此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整体改革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以及“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五项理论先后因对中国改革与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而获奖。
2015年,黄达年满90岁,决定以后不再出京。
住进养老院后的四五年时间,他每天都坚持坐在电脑前,继续编写文章,整理文稿。他70岁开始学习用电脑写作,此后所有文稿都是电子版的,他可以自己制作课件、制图、画表。
他喜欢历史,书房里专门有一个书柜,整整齐齐码放着24史。有时,他跟养老院的朋友们一起吟诗背赋。年逾九旬的他,依然能一口气背下整篇《阿房宫赋》和《滕王阁序》。
去世那天,正好是他的98岁阴历生日。直到最后一刻,他始终头脑清晰,思维缜密。
黄达的学生、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邓乐平觉得,黄达有一种宁静致远的心态。他一直记得黄达说过的一句话:“小平同志说得好,有些问题暂时解决不了就留给下一代吧,他们会比我们聪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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