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不立，先破后立。

　　愈演愈烈的“经济邪教”，缺位多年的直销法律，促使刑法第七次修改果断出手，将早已是千夫所指的“传销”入刑。

　　如果这一法条通过，那就意味着，今后，“组织、领导实施传销行为的组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一动真格之举，立时在“业内”引发一阵骚动，因为“罚款事小，判刑事大”；而对于呼吁多年“传销入罪”的法律专家来说，更多的感受则是“打蛇打到了七寸上”。

　　形成怪圈：打而不绝

　　纵观有关传销的新闻报道，用“浩瀚”来形容也不为过。百度一下，相关新闻的数量是15.5万篇。其中，不乏令人惊心的大案：

　　轰动全国的玛雅传销案，涉案人员达50万人；震惊全国的301传销大案，传销人员涉及18个省市、60多万人，涉案金额20多亿元；而亿霖木业传销案骗取的资金则达上百亿元。

　　有业内专家估算，全国约有上千万人参与了传销活动，传销吸收了上千亿元的民间资金。

　　为什么传销一边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边却又屡禁不绝？

　　“为谋求一夜暴利铤而走险，这是所有传销人员共同的‘心理起点’。”有检察官分析说，在许多案例中，传销组织者惯用“洗脑策略”，在以开矿、办工厂的名义骗来人后，对这些人实行“封闭式教育”。最后，这些思想被控制的人，甚至会产生“骗我来是为我好”、“骗我来是让我发大财”的荒唐想法。

　　在暴利的驱使下，人性、道德都被抛之脑后，“杀亲杀熟”、亲友相骗已成为传销者惯用的手段。有报道披露，在贵州遵义，一个犯罪嫌疑人发展父亲和弟弟为下线，致使其父和弟弟多年的养老积蓄和准备用来盖新房的数万元钱血本无归。

　　据了解，目前我国对于传销活动的打击，主要由公安和工商两个部门负责。两部门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严厉，打击频率也可以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来形容，但却始终未能跳出“打而不绝”的怪圈。

　　“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工商部门打击传销的方式，只能是对受骗人员现场教育和驱散，发现一处驱散一处。”曾有工商执法人员用这样一席话，道出了执法者的尴尬。

　　据工商部门介绍，查证认定困难也是一大“拦路虎”。现在传销组织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借助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等现代化工具，传销资金也全部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存取，有的传销组织将网站总部设在境外，更是增加了执法部门查证认定的难度。

　　此外，传销人员违法成本十分低廉。要查扣，“拉人头”传销没有实物；要罚款，普通传销者本身就是受骗者，不仅身上没钱，而且罚多少也没标准；要拘捕，也是于法无据，只能遣散。

　　执法手段的疲软，直接导致传销组织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工商、公安来查不用怕，被叫去还给积分，去得次数越多积分越高。”近日，一传销组织的头目竟公然对下线发出这样的许诺。

　　在一些地方，执法人员在查处传销窝点时，还会遭到直接对抗，一些执法人员甚至还被传销组织的人跟踪。

　　“一定要加快立法进程，加大处罚力度”，多位全国人大代表连续几年在“两会”上呼吁，目前的法律对打击传销活动尚有许多不健全、不完善之处，需要及时加以修改完善。还有人大代表提出，刑法中应增加“传销罪”条款，惟有如此，传销才能断根。

　　“布袋罪”：沿用多年

　　就在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对外公布征求意见的同时，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大传销案，21名传销头目和骨干被推上了法庭。

　　公诉机关指控，从2006年至2007年底，王燕珍、柯碧芳、唐爱莉等21人在贵港市和南宁市，参与了以“民间资金游戏”、“资金重组、二次分配”模式为名，通过发展人员、形成上下线关系、收取并分配被发展人员所交纳费用的形式牟取非法利益的传销组织。

　　据办案人员透露，该传销组织的模式是，要求下线每人交纳人民币5.08万元，以申购21份份额来取得自己及发展其他人员加入该传销组织的资格。加入到该传销组织后，每人可以发展3个直接下线：当积累本人及全部下线份额共计65份时，达到“经理”级别；当积累本人及全部下线份额共计600份时，达到“老总”级别。按照不同级别，可以从每个下线交纳的5.08万元中分得不同的“提成”或“奖金”，直至将该5.08万元分配完毕。据不完全统计，参与该传销活动的有近万人。

　　然而，和之前审理的众多传销大案一样，公诉机关向法庭提出的对21个传销头目和骨干的定罪建议，依然是“非法经营罪”。

　　这一罪名颇遭学界质疑。有刑法学家认为，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扰乱市场秩序，而且必须有正常的经营活动，真实的商品、标的。而传销往往以“拉人头”、收入门费为主要谋利手段，并没有正常的市场交易活动。此外，非法经营罪需要计算经营所得，这与传销行为的所得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