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发表报道称，2008年以来，全国各地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震动中国。文章还以“与民争利是“罪魁祸首””为小标题，试图探寻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梳理应对事件、化解矛盾、抚顺情绪的理性方式。

　　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必然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状态。当前，深度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也牵动着中国经济的敏感神经。10月，今年财政收入首次出现单月负增长。经济下滑引发的企业关停倒闭、就业趋冷，与中国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利益分化，这些背景因素叠加，使各类社会矛盾凸显和尖锐化成为可能，而由此带来的社会心理上的挫折感和不稳定因素也必然不会单独存在于个别行业和个别群体中。在这样的一个相对特殊的时期，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情绪，将是政府在扩大内需、提振经济之外必须要面对的现实课题。

　　事实上，在学习面对和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政府在态度和手段上积极转向，并由此获得的一些有益经验。全国各地展开的“大接访”活动、政法系统进一步强调慎用警力、政府官员与利益代表座谈交流等，已成为避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理性作为。但全球经济放缓还将持续，中国的社会转型也远未完成，社会矛盾也还会呈现。在这样的过程中，或许民众的利益表达方式、途径还有多少不成熟的地方，但政治化、上纲上线的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的确已经不是应有的方向。

　　社会对抗的成本远远大于社会协商的成本，这是现代社会的普遍共识。很多群体性事件表明，很多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很多矛盾也远非一出现就呈现激烈对抗，利益主体无处发声，社会情绪无法宣泄，对立由此升级。社会良性互动的要求之下，建立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平等有效的谈判协商机制，是应对群体事件需要的新思维。而这一新思维的前提，必然是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抽身而出，解除与经济的捆绑，扫除信息暧昧不清和官民对话缺位，以此增进互信，开通社会情绪疏导的出口，以避长期积压酿成暴力和悲剧。

　　经济下滑向社会层面的传导不可阻挡，而社会问题究其本质而言，比经济问题更为复杂，对社会的整体品质和状态的影响也更为深刻，其解决自然也需要政府付出更大的努力，实现更多的变革。在经济调整期，在扩内需、保增长的同时，以政府的积极理性作为，正视各种利益诉求，疏导社会情绪，并由此推进社会的良性健康发展，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更具深远的意义。 (李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