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省政协近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透露，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学术与官位严重倒挂的现象”，我不由想起“学而优则仕”这句古谚来。

　　“学而优则仕”，乍一看来，似乎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表现，然而，仔细想想，却恰恰是对知识和人才的轻视。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它极大地推动了知识分子的官僚化，消解了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腐蚀了国家创新体系，已成为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最大阻碍。好好地辨清“学”和“仕”的关系，尽快采取实际措施遏制知识分子官僚化的倾向，实在应该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学”和“仕”的区别本来是很清楚的。社会上曾经有人用“黑”与“红”来形象地加以分别。这里的“黑”与“红”自然与文革时期的路线问题没有什么干系，尽管说的也是“路线”问题，却指的是一个人是选择做学问穿黑色的学袍，还是选择做官掌管红色的大印。既然是“两条路线”，那就该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辆车一次只能占据一条道，骑着线开车，不仅违反了交通规则，而且还要冒车毁人亡的危险。文官制度的建立确是社会的进步，然而不同时代的文官制度有其不同的社会条件。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学”和“仕”的问题上也要走专业化道路，学就是学，仕就是仕，一心一意，才能做好各自的事情。一个人要做知识分子，无论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专业知识分子，独立判断的能力和勇气都是必需的，科学真理不会因人的官位而发生改变。做官则不同，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集体，有意见可以保留，但上级的决定还是要执行。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而后“仕”者，在仕途上走的时间长了，渐渐习惯了说话看长官的脸色、听上级的口风，丧失了探求科学真理的思维能力，然而，却仍然占据着学者的头衔，甚至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在说话时也要看有权势者的眼色，判定真假也要以上级是否喜欢、对自己是否有利为依据，那么，这个国家恐怕是很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

　　学而优并非就不可以仕，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学是学，仕是仕，学而优者，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可以仕而优，同样，仕而优者，也不一定就可以学而优。管理者需要专业知识，但他们对知识的需求与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探求和验证是两回事儿。可是，我们在社会中看到的现实状况是，若是学而优却未仕，即便你学富五车，也很难赢得应有的学术地位，相反，唯有“仕”了的学者，哪怕学而未“优”，却照样可以担任某某学科带头人、某某学术评审委员。可见，学术的职务总是附属于行政的职务的，行政上不混个一官半职，学术上做得再好，也得不到社会甚至同行的承认。说到底，“学而优则仕”，还是“仕”高于“学”的官本位思想在作怪。正是在这种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学衔与官衔也已混为一谈。学衔只是对一个人过去学术贡献的确认，它与官衔的级别差异和相应的权力大小有着根本不同。在官本位思想盛行的风气下，不仅学衔被当成了官衔，学者变成了官僚，就连大学也按照官阶划分成等级。当学术界变成了名利场的时候，不仅国家难以走向创新，学者要想作为知识分子来生存也会变得异常艰难。要遏制知识分子的官僚化，首先须破除官本位的思想，真正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上培育尊重真才实学而不是尊重“学官”的风气，让一个无官无职的纯粹知识分子也能得到同行的承认，受到社会的尊重。

　　所谓“学”者，学术之谓也。既谓之“术”，则必定要有真的本领，在学术上打肿脸充胖子，最终大多难逃出丑丢脸的命运。所谓“仕”者，做官之谓也。要真正做好一个官，同样也要付出很大的精力。按照“学而优则仕”的逻辑，“学”是手段，“仕”是目的，一旦进入仕途，就可以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象，把学术抛到脑后，安心做官去也。“学而优则仕”，“仕途”即是学者们的归宿。一旦进入仕途，迎来送往，觥筹交错，恐怕少有精力再去经营学术了。人各有志，做官一样为社会做贡献，当然没什么不好。然而，可悲的是，在这样一个知识更新换代让人应接不暇的时代，还是有人在“仕”了之后仍然认定自己永远是“学而优”的，在端官架子的同时也不愿放弃“学”架子，行政的官要做，学术的官位也不放，即便丢人现眼、贻笑大方也在所不惜。呜呼！今之世，“学”与“仕”之不辨久矣！要建立创新型国家，首先需要一大批能专心为学的货真价实的“学者”，且还要让真正的学者能够有尊严地在学术道路上为国创新。在这方面，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作者项贤明系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