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帮助企业解困，促进企业发展。日前，广东省检察院对外公布 “十条意见”。明确规定，查办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及时与主管部门或企业领导沟通，慎重选择办案时机，犯罪情节轻微的，酌情暂缓办理。对涉嫌犯罪的企业特别是目前仍在营运的困难企业，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负责人和技术业务骨干，涉嫌一般犯罪的，在确保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

　　的确，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影响，当前，广东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或关闭破产，引发劳资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影响正常社会秩序。但是，需要牺牲法律来就企业，笔者还是要大声说不！

　　和谐社会人人平等。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中国人追求从来没有停止。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王小波、李顺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从《贞观政要》中的“小人之幸，君子之不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到钟相、扬么的“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从李自成的“等贵贱，均田免粮”，到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一律平均。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等”。无数的历史事件告诫今人，哪个政权能够满足人人平等的愿望，这个政权就能永葆青春。

　　人人平等的前提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都有过明确要求。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致信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建议对屡立战功却枪杀女学生的红军将领黄克功实行极性。他在信中说“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在建国初期，国家领导人彭真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在少数国家工作人员中还有这么一种思想，他们以为法律是只管老百姓或者只管‘小人物’的，至于‘大干部’、‘大人物’，只要注意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就够了，对法律遵守不遵守，是无关重要的。这种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明确国家对于任何违法犯罪的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都是不能加以包庇的”。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如果有钱人犯法而不会得到惩罚，我们的改革就出现问题了。”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要求“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可以说，为了实现“人人平等”的愿望，党和国家领导人，语重心长，并为此殚精竭虑。

　　为了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人人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细化“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因此，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只要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就应严惩不贷。对那些“能人犯罪”、“有钱人犯罪”、“特权犯罪”者从宽处理，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完全相悖！

　　那么，广东省检察院这个执法机关为什么还会出台如此荒唐的“意见”？难道真的是象网友们猜测的那样“将企业家与普通劳动人民区别对待”,“公开为有钱人称起违法的保护伞”，“犯罪可以用钱衡量”，“单独为那些特权阶级再立一套法律？” “企业老总就可以超越，凌驾宪法之上？”“田文华万般悔恨不把企业办在广东？”……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管理越来越依赖法律法规。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离不开与法律打交道，法律既是维护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如果法律保护“人人不平等”，那么势必会引起破窗效应，大家竞相效仿，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崩盘；还会迫使受歧视待遇的人会采取极端行为，追求“人人平等”，甚至引起局部的社会动荡。这样，没有稳定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企业的经营如何正常运行？最终受害的还是企业，利益受损失的是绝大部分守法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

　　民心比经济效益更有效益。危机之下，化“危”为“机”，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挽救企业，保持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调整经济结构，拉动内需，实现稳定，和谐发展。如果为获得眼前的极小利益，牺牲社会公平与正义，甚至连法律都拿来当挽救企业的橡皮泥，那么不仅会延长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且会伤害法律威信，到头来将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