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移民目的地 移民政策艰难推进

　　在征战2014年世界杯的德国国家足球队中，可以看到厄齐尔、博阿滕等具有移民背景的德国人面孔，不同肤色、不同血统的球员代表德国征战赛场，是民族认同和移民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然而，在足球场下，德国吸引移民和促进融合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根据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德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移民目的地。自上世纪50年代德国引入外籍劳工以来，移民与融合就是德国社会不断探讨的问题，移民带来的社会、文化和民族的矛盾冲突也给德国政府带来挑战。

　　找到身份认同总是十分困难

　　在德国生活的外来移民需要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这一点在德国当今社会毋庸置疑。然而在上世纪，德国政府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贝克尔·耶尔马兹向记者回忆说，自己1979年跟随父母来到德国时只有13岁。一年后，他进入入学预备班，“当时我们60个土耳其孩子被分成两个班，班上只有土耳其孩子，分别有一个土耳其老师和一个德国老师给我们上课。”当时的政策考虑是，这些人反正15年后又要回到土耳其，所以让他们自己待在一起，学习自己的文化。

　　30多年后，作为柏林土耳其裔德国人团体的主席，耶尔马兹告诉记者，“这个政策是非常短视的。很多当时政策的后遗症反映在土耳其移民身上。”耶尔马兹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德国政府什么都没做，没有考虑未来如何建设一个共同的社会。

　　耶尔马兹认为，政府当年的不作为导致移民融合遇到许多问题。柏林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发布的报告以经济和社会生活水平达到社会中等水平作为移民融合的标准。报告认为，土耳其人和有土耳其背景的人在德国的融入水平最低，失业率为16%，其中青年失业率为19%。在经济上融入较差是因为第一代土耳其移民的教育水平较差，其后代的教育情况也与之相似。尽管大多数土耳其裔觉得在德国生活感觉还好，但与德国人相比，他们觉得自己不被社会承认。

　　多丽丝·纳哈万迪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她父亲是伊朗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伊朗人在德国的境遇比土耳其人好些。尽管如此，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欧洲其他地方，总是有人要问她从哪儿来，为什么能说一口这么好的德语。“我来自纽伦堡。”她带着礼貌的微笑回答说。纳哈万迪对记者说，对于移民来说，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总是很困难。

　　引入专业人才保持经济竞争力

　　随着德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加剧，需要外来移民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移民的重要性得到联邦政府层面的承认。2013年，德国政府在执政协议中写道：移民对我们生活的富裕和文化的多样性作出重要的贡献。

　　根据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德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移民目的地。2012年约有40万人来德国长期定居。柏林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近期发布的报告认为，德国社会总体对于移民的接受度在提高。德国人意识到，能否在经济上保持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专业人才的引入。报告称，到2050年，德国20岁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将减少1100万。

　　这份报告显示，在2005至2010年间新来德国的移民当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比例为35%，而德国本土居民在这方面的比例仅为20%。

　　为了吸引更多专业人才来德，德国政府开始发力。联邦经济和能源部以及德国工商总会最近公布了外国专业人才法律框架效果分析，对外来专业人才移民法律的实施进行评估。分析肯定了德国对欧盟蓝卡制度的实施，并且认为德国提高了合格的专业人才移民的可能性。

　　2010年12月，柏林成为德国首个拥有《融合法》的联邦州，为移民参与社会事务提供法律基础。根据柏林政府融合和移民部门公布的信息，柏林地区公共服务岗位和公有企业新招员工中，20%有移民背景。

　　柏林市融合问题专员莫妮卡·吕克女士认为，这一发展趋势令人振奋。她说，虽然目前在所有领域展现社会多样性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但在不同管理层面和公有企业中已经有了许多好的实践案例。

　　文化隔阂与排外情绪依然存在

　　尽管政府层面在作出努力，但德国社会对移民仍然隔阂难消。此外，排外势力也是移民所担心的：从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针对外来移民的连环杀人案，到前联邦银行董事会成员蒂落·扎拉青的种族歧视言论。耶尔马兹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有人利用人性的弱点传播恐惧，而这些恐惧有可能导致极端主义。他本人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想要杀害的88人目标之一。

　　在德国的一些地方，移民的涌入令当地政府社会服务和保障支出增加，遭遇了财政困难。对此，柏林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报告认为，尽管有10%的移民没有教育背景，但“贫困移民”仍不是一种大规模现象。

　　上世纪50年代，德国刚刚开始引入移民的时候，外来移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当时德国需要的是廉价劳动力，而现在德国更需要工程师和信息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但总是有人认为“移民抢走了自己的饭碗”。

　　在柏林政府的融合和移民部门工作的纳哈万迪认为，应该给来自移民家庭的孩子更多关爱和展现才能的机会。她对本报记者说，土耳其裔孩子学业较差的原因之一是老师的不信任。“孩子对老师的不信任很敏感，往往容易对自己失去信心，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关爱和辅导。”

　　无论如何，如何更好地适应劳动力需求，建立开放的劳动市场，为移民提供语言和专业技能培训，使他们可以尽快开始新的生活，是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将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本报柏林6月2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