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的鲁迅曾在1904年8月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那期间结识了让他终生难忘的解剖学教授藤野先生。幸运的是，一百年后的2004年8月，我正式考入日本的筑波大学的博士课程，这期间也结识了一位让我终生难忘的日本文学教授绵拔先生。

　　当然，鲁迅是我们中国的“现代文学之父”，倘若拿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的所见跟当年鲁迅先生的相提并论，似乎有点自不量力。但我想说，一百年前的中国正处在千疮百孔的乱世年代，而一百年后的中国却处在民富国强的盛世年代，而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里，我与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各自遇到了“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学者教授。这也是我在自不量力的嫌疑中，为我日本的导师之一绵拔先生写点什么的缘由。

　　5年前，初识绵拔先生，他看起来不过三十八九岁的样子，后来才得知他是1958年生人，掐指算来，今年他已是知天命的年龄了。但他当时的确看起来很年轻，头发黑而密，长得遮住耳际，走在大学里很像是艺术系的教员。自从他担任我们研究生院社会分野主任的三年来，改为短而精神的传统发型，这才让人发现绵拔先生是一位长相相当端正，颇具知性与文卷之气的日本学者。他是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的文学博士，在我们研究生院主讲文学课，特别是日本古典文学。

　　第一次选修绵拔先生的课，是在2005年的夏秋之际，当时处于博士前期阶段，他还不是我的导师，选修他的课是由高年级的一位师兄指点并建议的。但我自身颇具怯意，照直说，我来日本之前只学过五十个音图和简单的会话，若到日本一年之后就选修日本古典文学课，未免有些天方夜谭。但在国内有近十年从事文学研究经历的我，单单缺乏日本古典文学知识，如果不去选修，对我而言又是另一种遗憾，于是鼓足了勇气，带着我必不可少的“拐杖”——电子辞典，迈进了绵拔先生的课堂。前来听课的倒也不多，毕竟我们研究科并不是文学研究科，而是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科，跟文学有关的研究人员自然也在少数。绵拔先生对我的到来似乎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在我们分野里为数不多的留学生中，我的日语的薄弱几乎是出了名的，其他的大都有多年的日语学习经验，有的是高中时代就来日本留学的，有的是在国内大学日语系毕业的，有的是东北朝鲜族出身从小就学日语的。第一堂课，我是高度集中精力，边查词典边听边记，虽然吃力得很，但我发现绵拔先生博学多识，教课非常精彩，他几乎不看任何教材或蓝本，古典诗词信手拈来，而且在黑板上从右到左竖排板书，几行潇洒的连体字就把人拉进了日本古典诗词的学习氛围当中去。第一堂试听课的感受，促使我下决心将绵拔先生的选修课进行到底，于是第二周我照例去听讲。当我距离上课还有不到2分钟赶到教室门口的时候，听到室内提及到我的名字，驻足辨听，原来绵拔先生正在和几位学生议论有关我是否还来听讲的事情。

　　“我的课，全是古典用语，怕是为难她的。”绵拔先生说。

　　“她会继续来听讲的，海蓝的日语虽然薄弱，但文学功底和悟性很强。”另一位女留学生补充说。

　　“那也未必来，如同听天书哦。”一位日本女生说。

　　我笑着推门进去了，说：“抱歉，来晚了。”

　　只见绵拔先生脸上掠过一丝惊喜，然后自然地讲起课来。那一堂课，包括以后的每一堂课，他都会刻意地问一下：“小王，刚才所讲的，能听明白吧？”如果我是一脸的茫然，他就再加上清晰的板书重述一遍；如果我满意地点头称，他会继续绘声绘色地讲下去。那一学期，那门课是来日本之后收获最大的，使我了解到在国内无从知晓的一些知识，特别是从《百人一首》和《源氏物语》的绘图中所了解到的日本的古文化。

　　自此之后，跟绵拔先生相熟起来。渐渐发现绵拔先生待人非常谦和。在多次研究发言会上，绵拔先生是唯一从座位上站起来给学生发言者质疑或提建议的人，而其他的老师一般都是坐着发话。他到我们研究室的时候，在同是教授长他十岁的黑古导师面前，一言一行谦恭得像个学生，不管他是怎样的一种心态，但是在礼节上都让我多次感慨万千。我常常在日本的车站看到年轻人为年长者送站时作很深的告别鞠躬，直到年长者进入车站踪影全无才挺身离去，这种礼节在这个年代的中国恐怕不见了，它使我想到中国古代“程门立雪”的故事，我想大凡有良知的读书人都会怀念这种促使人贤达的礼节。

　　当我进入博士后期课程之后，绵拔先生成为我的导师之一。我的日语自然要比以前进步多了，我和绵拔先生之间的交流比以往更为密切。绵拔先生还是担心我的日语，于是用最明了的日语会话和最传神的肢体语言单独给我一个人讲课，以《百人一首》为蓝本，来探讨中日之间古诗词在意象上的异同，绵拔先生的发散性思维给我了诸多思考点，使我大开眼界，受益无穷。提起《百人一首》和歌集，它如同《唐诗三百首》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地位一般，是从共计二十余万首日本和歌中精选出的一百位歌人的一百首和歌总汇，集日本和歌之精华于一册，可说是了解日本古代文化最好的教材和载体。绵拔先生一直很关心中国读者对日本的《百人一首》的了解和接受，而照直说，由于我们中国目前对日本古典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以及研究还远远不够，中国读者对《百人一首》更是知之甚少。绵拔先生多次嘱托我，将来有机会一定把《百人一首》推广到中国去，人类的文化遗产是共享的。

　　绵拔先生是位嗜书如命的人，单从他的研究室里的所藏来看，整个研究室几乎无插脚之处，而且不少是他从古书市场搜罗而来的珍本。而且绵拔先生对喜好读书的学生也颇为大方，几年来我从他那里无偿得到的书已是不计其数，倒不是古典书籍，而是跟我的研究有关的现代日本文学的书目，大都是绵拔先生在书市搜罗自己需要的古本时，把顺便看到的跟我研究有关的书目甚至包括日语学习用书买下来赠送给我的，作为留学生在日本受到这样的礼遇的似乎并不多，我为遇到这样的日本教授而感到幸运和自豪。

　　除了学业方面，更多的还有生活上的帮助和鼓励。以前我在研究室总是呆到很晚，有时候连饭都是凑合着，甚至不吃。绵拔先生从我所在的研究室经过时，总要敲敲门送来一些特别好吃的点心，像对待一个小孩子一样。绵拔先生捧着袋装点心站在门口塞给我的那一刻，他就像家人，给予人的那种温暖是无可名状的。我常常来不及道谢，绵拔先生已转身离去。绵拔先生的为人正直和对学生的亲切，在我们研究生院是公认的。不管是日本的学生还是外国留学生，遇到学业上或生活上的问题时，都乐意到他那里去相谈。2007年10月，国内的家父因常年的心脏病加重需要紧急入院做大型手术，作为儿女甚为父亲担心，我便请假回国到医院照料。回国前，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给绵拔先生告知了此事。绵拔先生特意写文安慰我。

　　鲁迅先生在其散文名作《藤野先生》的结尾处有几句话惹人注目，倘若只把那里的“新的医学”换作“日本的和歌文学”，将是我对绵拔先生最好的总结，是的，“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也有日本的和歌文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日本的和歌文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也不得不感慨，百年前的鲁迅在祖国弱势的情况下依然受到日本教授给予的那样的礼遇，而百年后的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留日学子，在祖国强大的情况下同样受到日本教授的关照和呵护，于是我想，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者，他应该是放眼于全人类，对投奔自己门下的弟子或学生，不管来自怎样的国家和民族，不论处在怎样的时代，都应该一样地去呵护和关爱。

　　(此文系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与《日本新华侨报》社“中国心·赤子情”国庆60周年征文选作；作者：筑波大学博士后期课程学生/王海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