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爪哇南岛牙威的大海还是那样的宽阔，平日里它总是显得安静，但今天的它似乎有点急躁，随风卷起的海浪努力地向岸上滚来，像是想表达什么，或者诉说什么。

　　我默默地注视着一条离岸的小船，它顺着我的视线，用力地向远方划去，在水天相连的苍茫中，它显得有点孤独、有点茫然。

　　那是一条载着父亲骨灰的小船，船上的人将它洒向大海，我和亲人们在岸边默默地注视着，默默地祈祷着，而我觉得此时，应该向父亲叙述那些年来埋藏在我心里的事……

　　父亲的两段情

　　记得，同样是在牙威，早年的父亲身边曾有一位印尼女孩，这位女孩一直默默陪在他身边，洗衣做饭，照顾起居，后来与父亲产生了爱情，并生下了一个女儿，她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姐。

　　但老家的长辈们却一定要他明媒正娶家乡的女子作为正室，无奈之下，父亲娶了我的母亲，但父亲还是割舍不断在印尼的妻子，于是只好两地来回地跑。不久之后，印尼的妻子带着大姐离开了父亲，这段奔波的爱情总算有了一个结果，父亲与我的母亲成亲整整十年之后，父亲终于把母亲、哥哥和姐姐从老家接到到了牙威，我是1940年在牙威出生的。

　　8岁那年的一天，在外淘气的我，被人喊回家。父亲在车祸后一直生病卧床，病情都没好转过，最终他扔下我们离去，看到母亲的万分悲痛，我才明白父亲的去世对于我们家意味着什么。

　　在送葬的那天，父亲的印尼妻子也赶来了，她走在送葬队伍的前排，默默低着头，而我们一起是跟在灵柩车的后面。当初这位印尼妈妈究竟是在何种情景离开父亲，父亲与她和我的母亲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我知道得并不十分详细。但朦胧中，我对这位印尼妈妈十分敬重，因为她和母亲爱着同一个人，而在那种情景下，她的出现其实就是在对自己的爱的一种坦荡的表白。

　　母亲也很坦荡，她默许了印尼妈妈的到来，还让她走在队伍的前面。在那个年代，人们可以理解闯荡海外的男人，在艰苦的环境下，凭借一丝的关怀或一缕的感情，也许就有勇气拼搏，就能顽强生存。

　　母亲撑起一片天

　　父亲走后，我们家摇摇欲坠，幸好母亲用劲地支撑，但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

　　1952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印尼物价飞涨，我们在印尼几乎就不能再继续生活下去。这时新中国已经成立，母亲下定了决心，把大哥二哥留下，带其他4个兄弟回国。

　　当时，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上了“永远不得再回印尼”的字样。母亲得知了这行字的意义，感到很难过，她心里知道，这一走，可能这辈子再也难以回印尼去祭拜父亲了。

　　回到莆田老家，刚开始的日子还是宽裕的，父亲之前在老家盖了一座五厢房，置了土地种果树，单果园每年能产3000多斤龙眼，还有几亩良田。那时，生活和我们读书的费用是不愁的。

　　母亲一回国，就开始马不停蹄张罗几件大事：祖父母的墓要重整；要筹钱让三哥结婚；要扩建房子——她寻思着将来孩子大了，都要回老家成亲，父亲留下的五厢房不够住；还有就是要供我们几个小的孩子上学。

　　这些事无一不需要大的花销。可1956年后的自然灾害和政治动荡中，很多事情仿佛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原先还算不错的生活，转眼间就变得异常拮据。偏偏那几年二哥在印尼的生意又开始凋零，维系生活的侨汇最终也断了。

　　母亲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从印尼带回来的缝纫机、自行车，她自己的金银首饰，都换了钱维持生活。

　　饥饿成为我在那个年代里最深刻的回忆。可母亲除了要养活几个孩子外，还想尽办法供我们读书。记得我自己也从印尼带回了一些珍爱的小物件。但是在三哥考上南京大学后，母亲卖完了自己的物件，也让我把带回来的手表、派克金笔等随身物品都变卖干净，支持三哥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