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维也纳大学汉语系的入学人数逐年递增，各种语言学校的汉语课程非常火爆，可是满腔热诚的学生们大多是“只进不出”——为什么？就因为难呗!汉语的发音难，学汉字更难!所以，要真正掌握这门语言，仅凭三分钟的热度是远远不够的。目睹这股浪潮，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学习汉语的那些往事……

　　“我用电话打太太”

　　小时候，我在学校学了多种语言，大多驾轻就熟，因为欧洲语系在句子结构和词汇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可以触类旁通。比如有了拉丁语作基础，学意大利或西班牙语也不用费多大劲。可是当我第一次接触汉语，它完全不同的发音和字体，让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怪。但渐渐地，“日久生情”，我和汉语摩擦出了“爱的火花”。

　　1987年我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上(中国乘客居多)，我的邻座是位芬兰人，于是我们两个成了整节列车的焦点人物，友好的乘客们甚至列车员都过来跟我们打牌。出乎意料的是那芬兰人竟然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当然他就更加受宠。他告诉我，他在夜校上了两年的汉语课。榜样给了我信心，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于是我决定——学汉语!

　　这次中国之旅一结束，我便立马寻找汉语班。当时我还在里奥本读大学，当地缺中文老师，好不容易在一所大学我才找到了适合我的课程，但两小时的车程还是让我只得放弃了。

　　毕业后安心工作，不久机会便向我招手，我的中国梦开始了。公司有一个驻中国代表的职务，通过审核决定派我赴任。喜从天降，可是时间仓促，由不得多做准备。于是领导让我去上汉语速成班。临时抱佛脚总共六堂课，无非是些最基础的日常生活用语，如问路、兑换外币、寄信和吃饭等等。谁知老师对我极其不满，虽然我认真地一板一眼逐字重复他的句子。我自认我说得很纯正，可是他“打击”说，我的声调重音都不对。凭良心说，汉语的四声和某些声母韵母当时在我听来都是一样的，后来才明白区别大着呢！比如“妈”弄得不好就变成了“骂”！学语言没捷径，只能多操练。另外，句型结构也把我搞得晕头转向。拉丁语系中句子的主语和谓语紧密相连，但汉语不是。一次老师让我翻译“我给太太打电话”。简单吧？搞笑的是，习惯于母语思维，这句句子经我口竟演变成了：我用电话打我太太！

　　大愚若智勤操练

　　就这样，我带着半吊子的汉语水平来到中国工作。秘书的英语不错，所以我也不用特地找中文老师了。我决定继续学习汉语。我买来了厚厚的字典，还附带田字格练习本，在口语之外我又多了一项挑战：学写汉字。田字格的发明对初学者真是太受用了，我一笔一画地依葫芦画瓢，很容易地在田字格里找到每个笔画的正确位置，第一个汉字终于搭建成功。我也会写汉字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可是一行十格重复下来，出自我手的同一个汉字竟没有一个相像的！我意识到可能是笔顺不对。老师讲过由外到里，从上往下的原则。理论上我懂，可具体碰到特别是非独体字而是带部首的汉字，我又傻眼了，手忙脚乱地无从下手。怎么汉语就这么难哪！我深陷苦恼。幸好有了电脑，省却了记汉字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曾尝试用象形法来帮助记忆，比如“大”，就是一个人伸展双臂就显得大了；而“太”是“大”上加一点，则更大。但我仍很好奇也很嫉妒中国人是怎么记住那么多笔画的。

　　几番尝试后，我决定还是把重点放在会话上，购物、吃饭、订机票时我尽量操练汉语。而与出租车司机是攀谈最多的。有时我还多此一举地做导航“一直走，左拐右拐”，目的就是多操练几句话。我的客户大多远离闹市，机场出来还有几小时的路程，此刻当然是以聊天操练汉语的最好机会了。为避免误会，我首先说明我不懂中文。谁知我这几个字正腔圆的发音每每让司机眼睛一亮：“噢！你的中文很好!”“不是不是，我会的不多”，我连忙解释。但他们认为我大智若愚，其实我倒是大愚若智。

　　接着我们就说开了，也不管听不听得懂，我是竭力领会。但很多司机带浓重的口音，让我听起来很吃力，只能连蒙带猜“嗯”呀“啊”地应付。但不管怎样，我是把司机们当作听力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