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3月8日，32名深受“第三者”困扰的富商、公务员的妻子，联合发起了湖南省首个“反第三者联盟”。该联盟的主要职责是接受有关咨询，并发动社会力量呼吁立法，以打击“第三者”。她们和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个妻子，一位孩子的母亲。她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似乎都像小说那样曲折。

    3月的一天，细雨绵绵。一辆宝蓝色的凌志停在长沙市一幢办公大楼下，两位打扮优雅的女士下车后径直走入了“反第三者联盟”法律顾问李健律师的办公室。抛开华丽的外表和名车，她们和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个妻子，一位孩子的母亲。她们怎么也没想到，在自己和丈夫之间居然还横着另外一个女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她们毅然选择加入“反第三者联盟”。

　　此前的3月8日，32名深受“第三者”困扰的富商、公务员的妻子，联合发起了湖南省首个“反第三者联盟”。该联盟的主要职责是接受有关咨询，提供法律建议，并发动社会力量呼吁立法，以打击“第三者”，增加妇女对“第三者”的民事索赔权。

　　近日，《法制周报》记者约见了几位富商妻子，她们向记者吐露了在讨伐“第三者”中遇到的伤痛与无奈。

　　全职太太满怀辛酸

　　每个加入“反第三者联盟”的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而每个人的故事似乎都像小说那样曲折。然而，在她们声俱泪下的背后，却有着只有自己才知道的辛酸。

　　这位开着凌志车的女士名叫沈琳(化名)，湖南常德人。沈琳给人的印象相当完美。正如她自己所说，在外人看来，她似乎拥有了女人希望拥有的一切，可她说现在的幸福是装出来的。与记者长时间的聊天后，沈琳才慢慢敞开了心扉，讲述了她与丈夫以及“第三者”之间的故事。

　　沈琳今年32岁，认识她丈夫李勇那年，她还是个19岁的青涩少女。那时的李勇在沈琳众多追求者中并不算出色，既不高大，也不帅气，虽然只比沈琳大5岁，但看上去好像大了很多。

　　可沈琳偏偏对这个不起眼的男人产生了好感，那时李勇还是一个公司的职员，连妈妈都百思不解：“你们悬殊那么大，真不般配。”但沈琳沉浸在恋爱的幸福之中，她相信，她的选择不会错，李勇是有才华的，终有一天他会让人刮目相看。只是，谁也不知道，在沈琳的心里还藏着一个解不开的结：沈琳有一个亲姐姐，姐夫是个相貌不俗的男人，当时姐姐也是不顾一切地嫁给了姐夫，可没想到婚后不久，姐夫就开始到处拈花惹草，害得姐姐整天以泪洗面。因此，沈琳总觉得，帅气的男人都花心，只有找个相貌差点的，对自己好的，婚姻才能稳定。

　　两人相处了一年后，沈琳不顾家人反对，还是和李勇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的生活也正如沈琳所想的那样，沉浸在李勇无所不在的爱护之中，她成了幸福的小女人。回忆起曾经幸福的时光，沈琳告诉记者，以前，她的手和脚都会有冻疮，婚后，李勇每到冬天就会给她买来各种各样的冻疮膏，每天烧好热水，给她烫手烫脚，还会用捂得热热的手不断帮她反复揉搓。记者明显感觉到，当沈琳回忆起她和李勇之前幸福的小日子时，那种幸福感完全洋溢在她的言语之间，之前的忧愁和羞涩已完全被掩盖住了。

　　结婚7年，沈琳也断断续续出去打过几次工，最后因为孩子出生才没有做下去。这时候，李勇也没有辜负沈琳对他的期望，他的事业也渐渐有了新的起色，脱离了原来的公司，出来自立门户当起了老板，日子也变得宽松富裕起来。(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于是，李勇总是对沈琳说：“你好好在家带孩子就行，挣钱的事情交给我，一定让你们母女俩吃好穿好。”沈琳也就心甘情愿呆在家里做起了全职太太。

　　守护家庭反被“第三者”起诉

　　“说实话，作为女人，我很失败。对枕边人的感情出轨竟没有丝毫的察觉，直到有天他说‘我有别的女人’时，我才呆若木鸡，彻底地晕了。”沈琳哭着说。

　　李勇的生意渐入轨道之后，回家的时间也慢慢变得很晚了，一些不好的传言也传入了沈琳的耳朵，有人还经常看到他出入一些灯红酒绿的地方。但沈琳一直认为那是李勇生意上的应酬，并没放在心上，她也一直相信李勇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

　　但此后的李勇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家，还有一次他竟然满口酒气地对沈琳提出了离婚，之后便出门了。伤心的沈琳怕李勇出危险，便紧随其后跟着，没想到却看见李勇进入了另一个住宅小区。

　　沈琳一直都想不明白，她和李勇的婚姻生活一直都好好的，没有争执、风平浪静，现在到底怎么了？沈琳心想，再不保护这个家，就完了。没想到，还没等沈琳出手，她竟然先接到了“第三者”的电话。那个女人毫不掩饰、开门见山地便告诉沈琳说：“我爱上了你老公”。听电话里的声音，那个女人应该很年轻。听到这句话后，惊慌失措的沈琳连忙挂断了电话，心却在流泪。很显然，这次的交锋输给了“第三者”。

　　沈琳通过调查得知，打电话的这个女人叫丽丽，25岁，是一名公务员，她是在一次业务招待的酒会上认识李勇的。为了维持自己的家庭，沈琳决定与这名“第三者”搏一搏。

　　沈琳咨询律师，是否能在婚姻上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能对破坏婚姻的第三者进行起诉？但得到的答案却让她心灰意冷，律师告诉她，目前，在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第三者”的责任问题。即使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中确定了“在离婚诉讼中，与他人同居的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这种赔偿责任也是夫妻中过错方的责任，和“第三者”没有关系。

　　不能用法律来维护自己，于是，情绪激动的沈琳找到了“第三者”丽丽的单位，向其单位领导说明此事，希望能借此让这个女人知难而退，平息此事。没想到，事情却完全出乎沈琳的意料，不久后，沈琳竟接到了一份法院的传票，通知她被起诉了，理由是扰乱他人工作、毁坏他人名誉，并要求沈琳作出道歉和赔偿精神损失。

　　“我真想不通，我还被‘第三者’起诉了？我是受害者，为什么没有法律能惩罚那些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说到此时，沈琳情绪开始激动，眼眶也逐渐红润起来。

　　“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狐狸精’把自己的老公抢走？”“我只能干着急，根本拿那‘狐狸精’没有一点办法！”陪同沈琳一起来的另一位女士说，她也是一位老板的妻子，和沈琳也有着同样的遭遇，“小偷抢个钱包可以被抓，现在老公被别人‘抢’走，却无可奈何。我这种伤害比被抢钱更难受，可为什么法律却对‘第三者’没一点办法？”这位女士气愤地说道。

　　偷拍资料不具法律效力

　　记者采访发现，深受“第三者”伤害的富商妻子，远远不止沈琳一个人。

　　30多岁的金姐算得上是一个女强人，做生意很有头脑，长相也不差。

　　她的老公朱文高高大大，十分帅气。1998年，他俩从湘西农村到了长沙，从做小商品批零开始在商界摸爬滚打，逐渐成为长沙某大市场的零售领头羊。

　　金姐曾和朱文签过一个协议：谁在感情方面出问题，只拿1万元钱走人。“当时是开玩笑的，没想过这个协议会生效。“

　　那是在2008年，长沙警方发现金姐的商行涉嫌非法经营，她和丈夫均被刑拘。因涉案情节并不严重，3个月后金姐被取保候审，可当晚朱文却没回家。精明的金姐查看账目，“3个月竟少了100多万元，我知道是为什么，希望他自己承认。”她说，但朱文始终什么都没有说。

　　金姐想办法调出了朱文的通话清单，“有个号码每天都有四五次联系，有时还是在半夜零时以后，我打过去，才知是个女的。”金姐说，这时她才知道老公在外有女人。

　　2008年冬，金姐查出“第三者”是个20多岁的姑娘，当时朱文和“第三者”在长沙某地喝茶。于是，她立即带着侄儿冲到茶馆，对着“第三者”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

　　“面对你们俩，我左右为难。”朱文以买烟为由，跑了，当晚却和“第三者”在外租房住到一起。为了家庭，金姐主动找“第三者”协商，但对方却不依不饶地说：“属于男方的那些财产我都要。”如今，三方都僵持不下。

　　“现实情况是，即使我和丈夫离婚了，我虽可多分一些财产，但拿‘第三者’还是没办法。”已加入“反第三者联盟”的张妍说。不到30岁的张妍，原本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出现在“反第三者联盟”中。此前，外貌美艳的她和丈夫一直相敬如宾，他们的家庭战争始于一部手机——她在丈夫手机里看到多条肉麻的短信。张妍和丈夫因此上演家庭大战，但面对张妍的质疑，丈夫却总是一口咬定：自己与对方只是普通朋友，并没有越轨行为。

　　不得已，张妍开始查询老公的通话详单，还暗地里请人拍了丈夫与“第三者”在一起的照片。手握证据后，张妍本来打算把丈夫诉诸法庭，可律师告诉她，即使出示通话详单和丈夫与别人出双入对的照片，也不能直接证明丈夫与对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到这时，张妍才知道，用法律讨伐“第三者”是十分的艰难。

　　三百人集体阻击“第三者”

　　今年3月8日，愤怒而无助的沈琳等人，终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当天，湖南省首个“反第三者联盟”成立，成立这个民间组织的是5个深受“第三者”伤害的富商妻子。这个自发的民间组织旗帜鲜明地呼吁，国家应尽快立法制裁“第三者”，增加受害者对“第三者”的民事索赔权。具体而言，就是在不解除现有婚姻关系的情况下，法律应准许受害者对配偶的婚外情人以侵犯配偶权为由直接提起民事侵权之诉。

　　沈琳等人号召同样遭遇“第三者”伤害的受害者，为了保护家庭，共同向“第三者”宣战。联盟成立时有32名成员，如今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已经发展到300多名了，其中大部分成员是受到“第三者”者伤害的富商妻子，另外也有公务员的妻子。

　　联盟法律顾问李健律师说，如今，“第三者”已有恃无恐，不断地侵犯别人的婚姻家庭，而仅依靠社会伦理道德、以及“人肉搜索”等，远远不能对婚姻家庭破坏的罪魁祸首进行有效的预防、警戒和打击。

　　李健说，根据网站的一项调查，每9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正在遭遇“第三者”侵害，“第三者”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

　　“那个女人经常打电话来辱骂我，想让我离婚，可我不能同意。”联盟成员之一的李女士唏嘘不已。尽管女儿也希望父母不要争吵，离婚算了，可李女士不肯，一方面她不想让对方得逞，另一方面她担心离婚后自己很难生存下去。

　　“一般认为，只有发生了性关系才算‘第三者’。”李健告诉记者，“可毕竟抓奸在床太难了，所以我们觉得对待‘第三者’问题应该实施举证责任倒置。”李健分析说，女人在维护自己比性命还重要的夫妻关系中，若把沉重的举证负担交给她们去行使，明显不公。而涉案“第三者”，如果真的没有瓜田李下之事，应该对其与对方配偶频繁通话、出入宾馆等行为给予一一的澄清，“这不仅是法律上的程序公平，也是对受侵害女人的同情”。

　　在法律无法惩处“第三者”的情况下，受害方只好集体联盟在一起，以形成讨伐“第三者”的强大舆论力量，共同阻击“第三者”对家庭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