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解放军报》发表的作品：千万里追随着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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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在天黑前赶到十一连，我们依依不舍地与白水雷牙哨所的两个战士告了别。两个笔直地挺立在黄土墙边的战士连同他们守护着的哨所转眼便隐没在厚重的黄土里。从一本详尽的地图册上知道，这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黄龙县，总人口只有4万9千。街上，有几个患“柳拐腿”病的老人在艰难地行走着。十几年前，驻扎在黄龙山的部队里流传着这样的话：“进入黄龙山，喝了黄龙水，不患大骨节，便得柳拐腿。”迟浩田同志前来视察时，在十一连连部里挥毫题诗：“黄龙山不黄，绿水清流长。大骨节何惧，柳拐腿可防。”改革开放以来，黄龙山人民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奋斗，已大大改变了这里的面貌，老百姓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有了很大提高，街上那几位步履艰难的老人，当是过去生活的见证吧？

　　绵亘在洛河与黄河之间的黄龙山林区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奇迹，这一片被重重叠叠的黄土的巨浪包围着的绿色显得格外的珍贵。

　　我们在隶属于十一连的崾山佥哨所小憩后，继续北上。路边的清清溪流汩汩流淌着，无名的巨大灌木披头散发地蹲在溪水旁，柔软的枝条上，缀满了被夕阳染红了的洁白花朵。初夏的黄龙山无疑是美丽的，但让我在这交通闭塞、水质恶劣、人烟稀少的黄龙山待一年呢？待5年待10年呢？

　　有一个名叫张风玺的胶东籍战士，在这黄龙山上待了16年，人送外号“老黄龙”。张风玺上了黄龙山，先当炊事员、给养员，后当司务长。他当给养员时，连队没有生活车，全连吃的用的，都靠他赶着一辆毛驴车到黄龙县城去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披星出戴月归。为了多拉一点，他不在驴车上坐；为了快回连队，他与毛驴一起拉车。1986年春节前，大雪封了山，连队面临着断炊的危险，“老黄龙”赶着驴车出了山。在一个险要的路口，一头野猪向他扑来，他一闪身，野猪滑下山崖摔死了。这一年的春节，他和战友们吃上了野猪肉。

　　张风玺的父亲得了癌症，到了晚期，生命垂危，老人弥留之际，想见儿子一面。家里一连拍了7封电报催他回去，可部队正在执行卫星发射的通讯保障任务，实在离不开。他含着眼泪拍回了“任务紧急，实在难回”的电报。在垂危中的父亲收到这封电报，说：“那，就不等了。”等张风玺完成任务赶回家时，父亲已去世35天了。

　　张风玺在黄龙山呆得太久了。领导几次要把他调出去，他都谢绝了。他对黄龙的眷恋，他对国防通信事业的热忱甚至感动了连队那条大黑狗。有一年冬天大雪封山，连队吃开了盐水煮大米，这时，那条几天不见的黑狗把一只黄羊赶进了营院。黄羊口吐白沫倒地而死，黑狗也口吐白沫倒地而死。张风玺和他的战友们吃了黄羊，埋了黑狗，埋在一棵青木冈树下。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在通信团广为流传。

　　在夜幕初降时，我们抵达了十一连连部。半个月亮正从林梢上爬出来，四周静悄悄，营房前的小河流水闪烁着细碎的银光。夜色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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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日清晨，我随杨克彤政委去看了连队几年前才舍弃了的窑洞，又去看了军校毕业自愿来黄龙工作的中尉张天经和他小巧的妻子，听说了她从县城来到连队时的窘迫和失望。还听说了几年前前任连长的妻子从胶东带着孩子来探亲过年，因大雪封山困在黄龙县城半个月最后哭着回胶东的故事，他妻子当时发誓说再也不来了，但第二年又来了。

　　太阳升起，我们与十一连告别。连长和指导员拉住我和杨干事，悄悄地说：“能给迟浩田将军带个信吗？我们遵照着他的指示，已经改变了黄龙山营区的模样，请迟将军再来黄龙山视察。”车拐到瓦子街，高耸的纪念碑彪炳着为国捐躯的烈士，记录着那次著名的战役，鼓舞激励着红军的传人。

　　正午时分，我们到了距南泥湾还有20公里的付家湾。云岩河在这里甩了一下尾巴，造出一大片肥沃的滩地。滩地上，付家湾油矿的数百架抽油机正在虔诚地向大地磕头，索取着石油。在一口油井旁，有一个被几棵高大的白杨树笼罩着的小院，这小院是该团八连的一个哨所。哨所里有3个战士。哨长严西军，湖南衡阳人，21岁。赵金广，河北易县人，20岁。吴玉祥，四川江津人，19岁。我们进了哨所，忙忙碌碌一起做饭，除了问问他们的姓名、年龄、籍贯外，我没有多问他们别的。看着他们带着稚气的淳朴的脸，听着他们浓重的乡音，我油然想起了几十年前那个在安塞县的山林里为中共中央烧木炭的人，因为他的死，毛泽东做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能与这篇演讲稿所产生的持久深远的影响相比。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张思德却在山里烧木炭并为此而死，没有大马金刀，没有壮怀激烈，但毛泽东却说他的死“比泰山还重”，因为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在和平的年代里，并不是人人都能去拦惊马，斗歹徒，成英雄，做报告，更多的人要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工作，如站岗，如巡线，如喂猪，如做饭，如这付家湾哨所的3个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