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指挥神头岭伏击战：两小时灭1500日军(图)(3)

刘伯承与邓小平(资料图)

　　提出“敌进我进”，壮大了我抗日力量

　　记者：刘帅关于“敌进我进”的理论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刘：那是1940年，在黎城召开的会议上，父亲提出了太行抗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敌进我进”。1940年日军开始“扫荡”，主要想扑灭共产党的抗日力量。日军的“九路围攻”给我方带来较大损失，所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各部队分期分批整训。129师的整训之一就要使部队适应完成“敌进我进”任务，包括如何发动群众，在敌后建立由武工队和游击队组成的“游击集团”。1941年5月发出“敌进我进”命令，大量部队进入敌后，这一做法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

　　“敌进我进”主要是针对敌人的报复性“扫荡”，父亲采用了“内线策应，外线突击”的策略，指挥军民进行有力反击。

　　当时反“扫荡”是解放区战场敌我斗争的主要形式。他认为，针对日军的“囚笼政策”，对日军的“蚕食”不能一退再退，应该敌进我进，像打磨盘一样，应摸敌人的屁股打。

　　“敌进我进”就是不与敌人在内线硬打硬拼，而是以主力转到外线击敌侧背，打敌基地和交通补给线，迫敌回援和撤退。采用这种办法，129师取得了太行区1942年春夏两次大规模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从1943年开始，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普遍运用“敌进我进”的方针开展斗争，组织了大量“武工队”深入敌后，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取得了重大战果。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做法。在当时，这种提法与井冈山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是相反的，所以说父亲在军事上是很敢说自己的想法的。后来到延安见到毛主席，主席跟他说：“你们这个‘敌进我进’搞得好！抗击了敌人，壮大了我们。”“百团大战”之后，冈村宁次在其日记里写到，“我们以65%以上的兵力对付共产党，以35%的兵力对付国民党。”

　　讲一点儿《孙子兵法》，帮助理解八路军的抗战。孙子的“胜不可为”是其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先求不败，在不败的过程中摸索与敌人斗争的规律，寻求方法因势利导，从而获胜。父亲就是这么做的，所以说“敌进我进”是八路军抗战的一个重要步骤。

　　总之，“敌进我进”这一战略举措，不仅有效打击了日军，而且壮大了我军。129师出征时九千多人，走出太行山时三十多万正规部队，七十多万地方部队。说到底，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壮大是在斗争中斗出来的，是靠我们实施了正确的战略举措，发动群众、扎根群众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