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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曾任长征“断后”总司令:稳住部队 血战湘江 查看下一页

2015年03月19日 15:03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参与互动()

陈云 (资料图)

陈云 (资料图)

  陈云参加长征,没有走完全程。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只走了一万二千里,但他在长征中所做出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正因为陈云对长征的贡献巨大,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讲到几个对长征有重大贡献的人时,也提到了陈云。

  出任长征“断后”总司令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

  长征需要“断后”。“断后”的任务十分艰巨,也十分危险,中央准备命令红五军团“断后”。当时,红五军团长是董振堂,政委是李卓然,参谋长是刘伯承。

  中央的部署是:红一、三军团放在前面开路,红八、九军团紧随其后,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作全部红军长征队伍的掩护。为什么这样部署,因为红五军团原为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装备好,善打硬仗,宁都起义后,改编为红五军团。

  但是,红五军团的思想政治工作却很薄弱,干部中存在旧军队的命令主义和长官意志等问题,战士中外地人多,情绪不稳定,特别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部队情绪低落,一些战士“开小差”,有的干部对中央意图也不理解。中央为了加强对红五军团的领导,决定派陈云去红五军团当中央代表。

  陈云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实际上是红五军团的“一把手”,当时中央代表的权力是很大的,部队中一切领导干部都要听从中央代表的指挥,一切情况都要向中央代表汇报,军队的重大行动要经过中央代表批准,中央代表是部队行动的最后下决心者。中央派陈云去红五军团当中央代表,就是把“断后”“总指挥”的职务,交给了陈云。

  周恩来、朱德与陈云谈了中央的决定后,陈云表示,服从中央决定,要与红五军团的同志一起,同心协力,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稳住部队

  陈云到红五军团后发现,自己面临的问题比预先估计的复杂得多。当时,红五军团下属两个师———红十三师、红三十四师,总共有六个团,一万人。这一万人要做红军长征的总后卫,掩护全部红军转移,而红军一开始长征时,采取了搬家式的行军方式,把印刷厂的机械、原来中央苏区办兵工厂使用的机器、中央苏区银行印钞票的机器等,全部带上,这样,行军速度就相当慢,一天的时间,也就走十几里路,并且需要战斗部队掩护搬这些机器的部队慢慢腾腾地走。而国民党则集中了几十万军队分路夹击长征途中的红军,进军速度很快。红军搬运这些笨重机器的部队是行进在长征队伍最后的,因此,掩护这些搬运笨重机器部队的任务,也就落在了红五军团的身上。实际上,红五军团一万人,要对付从左、右、后三个方面围上来的十几万敌人,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因为要掩护搬运部队慢行,又不能让敌人靠近,处在长征队伍最后的红五军团总是与敌人处于交火状态,而且战斗之前根本来不及修筑工事,只能利用地形临时部署战斗。因此,红五军团的战斗打得格外艰苦、惨烈,部队的伤亡也很大。

  但红五军团面临的不光是战斗减员,还有非战斗减员。长征开始后,由于战士们对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指挥的搬家式行军意见很大,加上原来部队中的左倾分子用强迫命令的方式指挥战士,战士们实在想不通,就当逃兵。有的把枪一扔,跑到大山里躲了起来,有的士兵则带着枪跑掉了,有的则干脆去投奔国民党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来到红五军团的陈云面临的第一位的任务,就是稳住部队。稳住部队,一方面要做思想政治工作,向红军战士讲清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红军打破敌人围攻之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一定会重新发展壮大起来,同时帮助部队解决行军打仗所遭到的困难。另一方面,必须改变目前这种行军状况。陈云直接找到中央,提出应该把那些笨重的机器就地掩埋,或者抛弃,让被掩护部队能够加快行军速度,增加战斗人员,这样,红五军团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掩护的任务。当时,左倾分子的统治是十分厉害的,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动不动就会给提意见的人扣上右倾的帽子,甚至当作敌人派来的奸细来对待,许多提过不同意见的人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杀害。当时陈云从革命利益出发,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是很不简单的。由于陈云等在第一线的领导同志不断提出不同意见,加上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左倾分子才不得不同意抛弃笨重的机器,轻装行军。红军轻装之后,红五军团的掩护任务相对从前来说,负担减轻了一些。掩护部队和被掩护部队能够经常一同作战,在阻击敌人时打了几个胜仗,鼓舞了士气,红五军团的部队也稳住了。

  血战湘江

  当红军长征到达湘江时,受到了数倍于红军的敌人的前后夹击。红军必须突破敌人防线,强渡湘江,才能转危为安,而敌人则下死力要把红军堵在湘江以东,试图把红军全歼。因此,湘江之战,敌我双方都志在必胜。

  11月28日,空前激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在天上,敌人集中了其空军大部分飞机对我军进行轰炸,在地上,敌人集中了炮兵火力,对红军进行轰炸。敌人数倍于红军的步兵密集地冲上来,红军战士则与敌军展开了近距离的战斗,呼喊声,枪炮声,马叫声,混成一片。英勇的红军战士在没有任何阵地的情况下,与敌展开激战,他们以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气概,与敌人进行短兵搏斗,有的战士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扎,刺刀扎弯了,就用枪托砸,抢托砸烂了,就与敌人徒手搏斗,许多战士与敌人同归于尽。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红军一排排地倒下去。红军战士就是这样用鲜血和生命,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而在湘江之战中,受到敌人压力最大的,是红五军团。红五军团要在整个红军部队的最后面打退敌人的进攻,而此时红五军团已经只剩下数千人了。就是这数千人的部队,挡住了几万敌军的进攻,掩护红军大部队过江。红军主力部队也在与从两侧冲上来的敌人的战斗中,边打边走,强行渡江。一连打了几天,到12月1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和中央纵队、军委纵队才冲破敌人的堵截,渡过湘江。

  红军主力部队过了湘江之后,担任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因为要阻击敌人,却仍然没有过江。而两侧敌人在红军主力过江之后,已经没有强大军事力量抗击的情况下,急速沿湘江两岸合拢过来,意图是把仍然留在湘江东岸的红五军团全部歼灭于湘江以东。而此时的红五军团的战士已经与敌人杀红了眼,双方一直在打拉据战。此时,陈云看出了敌人的意图。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红五军团仍然与敌人激烈战斗,不赶快脱离敌人,迅速过江,就有被敌人分割包围,进而全军覆灭的危险。他急忙派身边的通信员,设法与前线的指挥员联系,命令他们尽快撤出战斗。但由于长途行军,部队之间的距离很大,加上战斗激烈,通迅联系的电台已经被毁坏,无法联络。陈云见事不宜迟,急忙拿出笔来,在战场上给红十三师师长和红三十四师师长草写了两封信,信中命令他们马上带领部队撤离战斗,抢渡湘江。他写好信后,派两个通信员,马上分送到前线的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接到陈云的信后,马上脱离战斗,连夜急行军45里,趁敌尚未合拢之前,冲出敌人的包围,强渡湘江。但红三十四师却晚了一步,当他们且战且退,于12月1日中午来到湘江边上时,渡口已经被敌人占领。而敌人则围了上来,红三十四师一边与敌人打仗一边撤退,伤亡严重,只剩下一千多人了。当他们又来到另一个渡口时,这个渡口也被敌人占领。红三十四师强行渡江,遭到优势敌人的阻止,伤亡更大了。师政委、师政治部主任都在战斗中牺牲。师长陈树湘只好带领剩下的700多人退回江东,想要进深山与敌人长期打游击。但在撤退途中师长陈树湘不幸负伤被俘。陈树湘把手伸进自己被子弹打开的肚子,把肠子绞断,壮烈牺牲。陈云得知这一情况后,万分悲痛。他用陈树湘师长这个例子,鼓励战士们同敌人战斗到底。同时,陈云也对湘江之战为何如此惨烈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的危害。他在心里已经很赞同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了。

  一路纠“左”

  湘江之战后,红军大多数指战员都认识到了左倾统治的危害,他们一致认为,再这样让左倾机会主义者统治下去,红军就会断送在他们手里。于是,在以后的长征路上,红军高层就开始酝酿着改变左倾机会主义者制定的军事方针的问题。陈云是坚决主张改变左倾机会主义制定的军事方针的一个。他在与董振堂等红五军团领导人交换意见后,多次向中央提出,军事上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一定要改变原来的方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不听大家的意见,不改变原来的军事方针。这样,红军高级领导干部中间就开始酝酿改变指挥红军的领导机构的意见。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一路上与张闻天、王稼祥走在一起,向他们反复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耐心细致地做他们的工作,最后得到了张、王二人的支持。周恩来和朱德原来就是支持毛泽东的。这样,在中央高层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一场又一场的争论也随之展开。

  陈云也是赞成改变红军领导机构组成人员的。他此时已经对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更加佩服,是坚决拥护毛泽东进红军最高指挥机构的人之一。但是,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中央内部发生重大争论时,陈云却没有赶上。这是因为陈云率领的红五军团与中央军委纵队相距有几天的路程。但陈云在内心是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并且在长征中用实际行动来纠正“左”的那一套。当时红八军团已经严重减员,部队情况混乱,最好是改编后并入红五军团,使之重新恢复战斗力。可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为了保持原来的架子,不愿意对红八军团进行改编。陈云则主动找红八军团的领导人李卓然商量后,共同打电报给博古、朱德、周恩来,反映红八军团严重减员,以及目前的混乱状态,提出了将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意见。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同意陈云的意见,于12月13日下令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由原来红五军团红十三师师长任参谋长,刘伯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原红八军团长、政治委员调到中革军委重新分配工作。经过改编,部分红军队伍混乱的状况消失了,红军重新恢复了战斗力。在军事指挥上,陈云也坚决听从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黎平会议后,中央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对这个决定,陈云打心里拥护,并且自觉地在带领红五军团这支队伍时宣传这个方针的正确性。1982年6月,陈云在一封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复信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况。陈云在信中说,他当时是拥护和坚决执行中央决定的,是和刘伯承一起贯彻红军向贵州进军方针的。

【编辑: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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